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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苏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于中国法学教育这一话题的研究，一方面，题目必须足够大(宽泛)，才会与较多人有关，并因此感兴趣；但另一方面，问题又必须足够小(具体)，才可能言之有物。
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从宏观层面说说自己的看法，有关当下中国法学教育的两项重要任务。完成任务必须通过个体的努力，但又不是哪个人，哪个学校可以独自完成的，必须靠各个法学院的共同努力。对从事法学教育的人来说，具体的工作当然非常重要，但身处中国当代，法学教育者还要有一种更开阔的眼光，要大气，把法学教育同当代中国，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和平崛起联系在一起。这是使命感，也是忧患意识。
培养更多合格的法律人
法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要针对中国的社会发展需求，培养更多的合格的法律人。这首先有个合格的标准问题。中国现当代法学，总体看来，是近代从西方引入的，相关的各种标准也基本是西方的；但经过100年特别是三十多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应当逐步形成一些中国标准。
由于中国的国情，社会发展对法律人的需求是多样的。从功能主义而不是本质主义的视角来看，至少在今天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法律人不可能统一规格。这少说也应包括两大块，一是中国市场经济和发达地区日益全球化的法律实务需求，即所谓的高水平复合型国际化的人才。但另一方面，还有中国基层社会、农村社区的纠纷解决需求，包括那些在雪域高原和崇山峻岭中跋涉的马背上的法官。在那里，不仅需要更多的献身精神，也还需要前一类法律人无法拥有的特殊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而目前中国的法学教育，一方面造成了法律毕业生在东部地区相对过剩，而另一方面，许多西部地区都出现了法律人才的严重短缺，甚至法官出现了断层。如果中国，而不是北京、上海甚或中国东部，要建成法治，我们就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的需要，培养包括中国社会基层需要并能消费得起的法律人。这个任务不是哪一个法学院能够完成的，需要所有的法学院的共同努力，分工配合。
中国近现代以来，甚至直到今天，最重要、最核心的社会法律问题从来不是纯法条、法律、法理甚或法治的问题；真正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法律人固然必须坚持法律，同时也要超越法律。中国法学院要培养合格和优秀的法律人，那么在侧重法律和职业技能训练的同时，必须把法律教育同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应当引导学生更多了解和真切感受我们面对的这个具体社会，更多了解中国和世界，更多了解经济、政治和社会，不仅要在法律层面，技能层面，微观层面和知识层面，而且要在中国和世界层面，经济政治层面，宏观层面和判断层面；不仅要理解，能说，而且要能做事，会做事，做成事，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
法学教育还一定要注重学生的人格培养，包括对于中国社会、中华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即使在今天，仍然需要对事业和民族的忠诚，需要献身精神，而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想想那些在青藏高原跋涉的法官，想想在人民法庭为民众排忧解难的法官！
基于法治实践的经验
另一项重要任务，同样需要所有法学院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就是必须在学术智识上建立中国法治实践的正当性：即基于中国法治实践的经验，面对中国问题，对中国的法律制度、法治经验和做法予以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系统阐述，使得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化、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既是法学的地方性知识特点决定的，同时也应当成为中国法学的智识追求。这完全不是想排斥外来经验，问题是总不能再过几十年我们说起什么来，还只是“马伯利诉麦迪逊”，还只是《德国民法典》，还只是霍姆斯、波斯纳、丹宁勋爵。这些外国的制度、法典或法律人是伟大，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实践、法学研究和教育提供了某种参照，某种经验，甚至分析理解的基本素材，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但中国法治的历史已经表明其自身既不是，也不应当只是这些制度、法典的重复或拷贝，不是这些伟大的法律人可能规定的。不管你个人喜欢不喜欢“中国特色”这个定语，中国事实上一直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即使还有再多的问题，其成就也令世人惊叹。
今天中国法学教育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法学教育者如何看和处理这些“中国特色”，能否以及如何通过我们的努力将之转化为学术。我们既不能仅仅因为中国经验独特就简单接受，为之辩解，那不会是学术，相反有投机的嫌疑；但另一方面，同样，甚至更需要警惕的是，不能因为中国某些实践经验独特就一定不伦不类，就一定可疑，就应当批评指责。我们不能再重复“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那类荒唐了，永远只是用美国、德国、法国或日本法学教科书的尺子来衡量、批评和指责中国法治的现实。那既不利于解放思想，也不利于活跃学术。一个只相信外来书本概念，不相信自己生活经验的人很难说真有思想。
但这种情况在当下中国还有点普遍，不仅在法学研究中，而且在法学教育中。这种教育的结果很可能导致我们的毕业生只会比较异同、挑刺和批判，不会做事，不想做事，做不成事。若长此以往，不仅我们自己，而且学生都可能变成某种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奴隶。这会非常危险，不仅对法学教育和研究，更可能对中国的法治、政治、社会和国际政治，不利于中国的稳定发展，不利于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不利于中国的软实力的增长。
认真总结中国的法律实践
中国法学教育界有责任认真总结中国，特别是当代中国的法律实践，提炼出其中隐含的制度性智慧和经验；不为标榜中国特色，只为了让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经验和教训，经由我们的思考，最终成为可供人类分享参考的知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的前辈没有机会、条件和能力做这类工作，但我们不做，现在不启动，就说不过去了。即使我们做得不太好，也要开这个头。目的只是让自己，也让学生，看到我们的生活中有思想理论的资源，由此获得一种基于中国的立场，一种直面中国的视角和态度，看到在学术理论层面理解和发现中国的可能，对中国和中国经验有自信，对中国学术有自信。
中国要成为有广泛影响的文明大国，其影响力不可能仅仅靠经济，也不能仅仅吃祖宗饭，天天讲一些孔孟老庄，或是加上李安、张艺谋或章子怡。看看当代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大国，不都是甚至都不是文明古国，其影响力主要也不来自它的传统文化或娱乐文化。如果这一点还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说，除了其他，文明大国必须对当代政治、法律和国际政治有其影响力，要有制度的影响力，要有学术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如果中国法学界法学教育界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很难肩负这一已经开始的历史使命。
上面的话可能会强化苏力“很保守”这样的印象。说实话，我不在乎。这不仅因为从总体上看，保守是法律制度形成和完善的必要条件——想想遵循先例；最重要的是，我只想说和做我认为应当做的事，开放或保守不应当是法律人思考和表达其思考时的考量，除非他想迎合什么；而无论想迎合什么，包括迎合民众，迎合时代潮流，隐含的都是一种学术不诚实，甚至某种狡诈。
我在此同法学教育的各位同仁分享自己对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一些思考；无论是错了，还是大而无当，我都把它投入到这个思想市场中，不害怕淘汰，甚至希望它尽早被淘汰，只要能推动中国的法学教育和研究。
论家庭暴力
北安市人民法院—王鹤丹
　　家庭暴力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制度中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事件，因家庭暴力导致的刑事案件也居高不下。这种暴力既有对生命的威胁，也有对老人、妇女、儿童的精神上的虐待，成为人类发展进程中困扰全球的落后、野蛮的社会痼疾。家庭暴力目前尚无统一界定的概念，有人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对家庭成员进行肉体上的折磨、伤害和压迫等人身强暴行为；有人认为家庭暴力是家庭中一方对另一方的殴打、凌辱、肆虐，使其屈从；有人认为家庭暴力就是家庭中某一成员对其他家庭成员在肉体上、精神上、言语上、经济上的虐待。笔者认为，家庭暴力应是指家庭成员内部发生的一种使用强制力量，侵犯家庭成员人身权利或其他权利，并对其肉体和精神造成一定程度损害的强暴行为。
　　一、家庭暴力犯罪特征
　　家庭是组成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只有家庭的安宁才有社会的稳定。然而在家庭中屡屡发生的暴力事件不仅损害了家庭和睦和稳定，也成为破坏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暴力行为的实施者和受害者之间存在特殊的人身关系，因而家庭暴力也有别于一般的暴力事件而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我国的家庭暴力主要表现为：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禁闭残害或其他手段对家庭成员从身体、精神、性等方面进行伤害和摧残。
　　目前，我国的家庭暴力有如下特征： 1、家庭暴力涉及范围广，成为家庭不稳定的重要原因。有关资料显示，在中国目前的家庭中，有33.9%的家庭中存在程度不等的家庭暴力。特征是在离异中，强度较大的暴力事件比例高达47.1%。在每年解体的40万家庭中，1/4家庭的解体缘于家庭暴力。 2、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往往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等社会弱者。妇女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在家庭暴力中，未成年人也是受害者之一。针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事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父母过度打骂子女的行为构成家庭虐待，直接给未成年人带来伤害。其次，父母之间的家庭暴力行为，也给家庭生活带来阴影，使得未成年人受到间接的心理伤害。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现象也较普遍，许多老年人由于失去劳动能力，只能靠成年子女赡养，经济上不独立，自然就有部分老年人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3、家庭暴力危害严重，而司法救济困难。家庭暴力对家庭成员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成为引发恶性刑事案件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由于暴力行为的实施者和被害者之间存在特定的人身关系，使得被害者不愿或不能求助于法律，这无疑更加助长了暴力行为实施者的嚣张气焰，使之无所顾忌，变本加厉地实施暴力行为。也使得被害者被排除在司法救济之外，其法定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二、家庭暴力产生的成因
　　1、传统观念的影响是家庭暴力产生的思想根源。传统的家庭观、婚姻观以其强大的惯性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方式，严重削弱了我国现有的尚不完善的法律制度，成为家庭暴力产生的思想根源。 (1) 施暴者认为“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秉承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国法不及于家”的思想，认为家庭之间的事是私事，其他人无权管，“打家里人不犯法”。 (2) 受害者往往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不愿控告，他们宁可牺牲个人的安宁也不愿破坏家庭的稳定。于是，他们选择了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态度。可正是这种逆来顺受使暴力一步一步升级，也使得司法机关无法介入。 (3) 对司法人员而言，对他们影响较大的则是“清官难断家务事”这种观念。因为家庭暴力并非一般的治安问题，还涉及到感情因素。
　　2、立法上的不够完善，使家庭暴力的解决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 (1) 对某些家庭暴力行为，即使已构成犯罪，社会也不能主动干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罪但不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及侮辱罪但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上诉的才处理。如此规定，事实上使一部分家庭暴力行为逃避了社会的主动干预。 (2) 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损害赔偿没有法律规定，是使家庭暴力问题难以解决的另一原因。一方面，受害人因家庭暴力而成为身体上或心理上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受害人主张的损害赔偿又可能从家庭共有财产中支出。这也是家庭损害赔偿不同于其他暴力损害赔偿的一个方面。如何对家庭暴力损害赔偿进行规范而又使其与一般法律规则不相冲突，是处理家庭暴力方面的一个技术难题。 (3) 对于一些特殊的家庭暴力如婚内强奸行为，立法当前尚是一片空白，使司法实践无所适从。
　　3、执法不严，使得家庭暴力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我国相关法规本来就不完善，再加上执法不严，使得对家庭暴力的司法救济更加脆弱。司法人员无法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认为家庭暴力只要不出人命就不是什么大事，正是由于这种心理，“110”出警后得知是夫妻打架掉头就走；民事法官在处理离婚案件时，尽管当事人之间武力相向已是家常便饭，却总是判决不予离婚；刑事法官在处理家庭暴力引起的案件时，也会出出对被告人明显轻判的现象。正是这种“放纵”使法律在家庭暴力面前失去了应有的威慑力。
　　4、对家庭暴力的社会控制手段政出多门，缺乏有效的协调和配合。中国目前存在多元化的对家庭暴力行为的处理机制，除司法机关外，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的内务司法委员会设有妇女儿童专门小组，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设立了妇女儿童工作协调委员会，还有各级妇联和工会中女职工委员会及农村中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等。但这些机构职责分工不明确，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协调和配合，致使对家庭暴力的社会控制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有的甚至形同虚设。
　　三、家庭暴力的防治
　　家庭暴力是一种特殊复杂的社会现象，反家庭暴力也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参与，这样才能有效地制止家庭暴力事件发生。
　　1、加强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力度。
　　我国现行刑法以及新婚姻法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规范都 比较原则、抽象，对现实生活中的家庭暴力事件在法律适用上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有必要加大立法力度，使得反家庭暴力有法可依。
　　(1) 在条件成熟时加强和完善人大立法。现行法律法规涉及家庭暴力多为自诉罪，不告不理，且只有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才施以量刑偏轻的刑罚，难以对家庭暴力犯罪构成有效的威慑。建议某些自诉罪可改为公诉罪，在时机成熟时可以制定一部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在该法中详细列明家庭成员的权利义务，家庭暴力行为的表现及其法律责任，国家反家庭暴力的法律保障等内容。 (2)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可进行司法解释以弥补国家立法的不足。立新法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而我国现有法律结构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架构，我们应该着重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它。就对于家庭暴力的制裁而言，目前最需要做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现有法律涉及家庭暴力的部分做一些司法补充和扩大解释。
　　2、强调立法的同时更应当强调执法。
　　在加强和完善立法的同时，执法部门应严格执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现在一些执法机关不愿过多介入家庭暴力案件，导致同样的暴力行为发生在非家庭成员之间可能会处罚力度很严，发生在家庭之中往往无人干预。实际上，家庭暴力的实质也是一种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行为，无论够不够得上犯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中都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手段。现实生活中行为人殴打家庭成员造成轻伤，或长期有殴打行为，关押家庭成员，用暴力手段使妻子在众人面前暴露身体等等行为，都可以定为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侮辱罪等罪名并处以相应的刑罚。轻微伤可由公安机关拘留，重伤可以定罪，即使虐待也可以通过调查认定。
　　3、建立完整的反家庭暴力的社会保障体系。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医学鉴定室于1995年专门开设了国内第一家专门从事家庭暴力伤害的法医鉴定门诊，但从这几年的实践看，主动来做鉴定的受害人并不多。这里面有信息渠道不畅的原因，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尚未建立完整的反对家庭暴力的体系，没有形成保护个人利益在家庭中也能免遭侵犯的机制。因此有必要建立反家庭暴力的社会保障机制，努力增强人们的防范意识，并使警察成为反家庭暴力的主角，形成有医疗、鉴定、律师、妇联、公安及心理康复等机构组成的“反家庭暴力网”，各组织相互协调配合，从根本上来控制家庭暴力，推动全社会反家庭暴力的行动。
　　四、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
　　家庭暴力并不是我国的特有现象，而是世界各国所共有的社会现象，因此有必要加强反家庭暴力的国际交流合作，以共同推进世界妇女事业和人权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