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一夫一妻制”未能真正实行的原因探析

尚绪芝


摘要：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婚姻制度中，“一夫一妻制”是其基本原则之一，在很多朝代的法律中都给以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一夫一妻制”原则极遭到破坏，实际上“一夫一妻多妾制”却是中国古代社会婚姻制度的常态。本文从多个角度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原因。
关键词： 一夫一妻制 宗法制度 婚姻制度

当人类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即从原始社会步入文明社会之后，社会生活在诸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婚姻制度方面亦是如此。虽然在古代社会法律很早就确立了一夫一妻制的原则，但是在古代社会的生活实践中盛行的确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笔者初步归纳出如下原因。

一、原始社会婚姻遗风的影响

一位学者曾经说过：无论传统是什么样的，无论我们的好恶如何，也无论我们主观上如何想抛弃它，……但事实上它却是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一切的一切，仍是在传统的影子下渐进，也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积累的。这句话恰如其分地说明了传统对于事物发展的重要影响。中国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的遗风对于文明社会婚姻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随着其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几种形态：
群婚。在该婚姻形态下，两性之间的结合是一种原始的杂乱性交状态。正如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男女杂游，不媒不聘”。
兄妹通婚。在该婚姻形态下所形成的婚姻规则是：不允许不同辈份之间的相互性交行为，只允许同辈的男女通婚。
族外群婚。该婚姻形态下的婚姻规则是：排除了同一氏族内部兄妹之间的通婚关系，规定男子只能以其他氏族的女子为妻，女子只能以其他氏族的男子为夫。与现代婚姻完全不同的是夫妻双方没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各自属于所生活的氏族。丈夫到妻子那过婚姻生活，晚上去早晨归。一个男子在一群妻子中可能有一个主妻，女子亦然。一群兄弟共妻，一群姐妹共夫也是经常出现的情况。
对偶婚。这种婚姻制度下，婚姻基本上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但是这种结合是极不牢固的。婚姻关系松弛，双方只要有一方不愿维持婚姻关系便可解除。[1]
　　由以上原始社会的婚姻形态看，从来就没有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的观念。这种婚姻遗风对于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婚姻制度有直接影响。
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始端是夏朝，法律制度也是肇始于夏朝。但是由于夏朝国家初建，刑事法律制度尚非常不发达，更不用说民事法律制度了。[2]所以通过法律规定婚姻制度更是没有提上日程，所以众多的法律制度史的教材中对夏朝的婚姻制度都没有提及，而且在夏朝的法律制度中，习惯法是非常重要的渊源，很多法律制度都是直接来源于古老的习惯。由此我们可以推定，夏朝的婚姻制度主要是沿袭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这样说来原始社会的婚姻遗风必然被带到了文明社会。继夏之后的文明社会的发展历史也充分证明在婚姻制度方面从来实行的都不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1]

二、古代婚姻功能观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婚姻问题起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因为它是人伦之本，没有它，中国古代社会围绕着婚姻家庭的诸多价值观都无从体现。正因为如此婚姻也常常被视为国家和社会的大事，给以高度关注。
中国古代的先民对于婚姻的功能或作用持有什么样的认知呢？《礼记·婚仪》篇中的“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婚姻功能观。从这句话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婚姻完全是以家族而不是以两性自身为中心的，承载着“宗族的延续及祖先的祭祀”这样的两大社会功能。
从宗族的延续方面看，宗族的延续和壮大首要的一个条件是宗族的人丁兴旺。可是在中国的古代社会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限制，人口的自然死亡率较高，在再加上频发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得人口的自然增长缓慢。据资料统计，从夏初到春秋战国之交的1600多年中，中国人口大约增长了1.7倍，年平均递增率仅为0.6‰。从战国初年到清末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人口在2300多年增长了16.6倍，年平均递增率仅为1.2‰。[2]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扩大能生育人口——妻妾基数的方法来弥补人口自然增长缓慢的不足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
从祖先的祭祀方考察，在中国古代社会祭祀权是一种神圣的权利，一般来讲，只有男性才享有祭祀权，妇女被当然地排除在外。如果家里没有男性的话，则会被人耻笑或鄙视，所以在中国古代的口训中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将“无后”看成是对父母甚至是对对祖先最大的不孝。在这种观念的趋势驱使下，又衍生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多子多孙多福气”的观念。总之，为了长久维持神圣的祭祀权利，就要保障本族的“香火不断”，为此“一夫一妻多妾”制又成为古代中国的一种现实选择。

三、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绝对是一个男权社会。男子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或统治地位，说明这一点的证据可以信手拈来。
从男女性别比例看，学者姜涛在其著作《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中，在大量引用、评价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肯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男多女少的事实并说明了原因。他说：中国传统人口的性别结构，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在总体上并非男女持平，而是明显呈男多女少的高性别比。这种性别比结构，是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传统礼教，尤其是溺弃女婴习俗长期作用的结果；此外，育龄妇女卫生条件差以及女性人口的漏报也是造成传统人口高性别比的重要原因。
从男女的社会角色看，中国古代基本上仍是一种以男性为主导的环境架构。男性主宰着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女性活动的范围被局限在家庭领域，仅仅从事辅助性的劳动。在社会角色方面，如果说男性是主角的话，那么女性充其量仅仅是个配角。
从男女在的家庭中的地位看，男性是家庭的主宰，承担着保证女性（及家庭）安全、供养家庭的责任，同时架起家庭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在家庭生活中男性处于绝对支配地位，这从中国古代社会极力宣扬的“父权和夫权”就能体现出来。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庸，要给男性提供各项舒适的，对男性要服从、顺从、忠贞，同时还承担着“相夫教子”、“敬老护幼”的基本职责。这就是中国古语所说的“男主外，女主内”。
在男尊女卑观念的强压下，广大的中国古代妇女找不到自己的独立位置，反倒认为委身于男性为妻、为妾是其必然的选择。这样的观念为“一夫一妻多妾制”的盛行扫清了意识障碍。

四、最高统治者妻妾成群的身范作用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可以说是“皇权崇拜”的社会，人们对“皇权”、“皇帝”的景仰达到极至，因为皇权是整个国家唯一核心。其代表者皇帝掌控国家一切权力，且不受任何限制。而皇权与皇帝又常常与“尊贵的神”联系在一起，而古代先民对神的景仰不亚于对皇帝皇权的景仰。在“皇权崇拜”的社会，一般人都会认为皇帝的所言、所行都是对的，都是值得效仿的，都是应该遵行的。在中国古代社会又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尊君，以其为役使者之子而轻之也”等价值观念进一步强化人们的尊君意识。强烈的尊君意识也强化了人们对皇帝行为的争相效仿。在婚姻制度方面也是如此，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家庭经济能力能够承受“多妾”的现实。
在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统治者妻妾成群是一普遍现象。墨子曾描绘过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统治者的妻妾状况，他说：当今之世，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秦始皇在灭六国的过程中，每灭一国，都将其宫女掳至咸阳，作宫室以藏之，史载当时“后宫列女万余人”。史载汉武帝时期后宫佳丽数万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皇帝均以多妻为荣，故而推定后宫人数亦不少。其他朝代的皇帝也是如此，在此不一一列举。
最高统治者妻妾成群从皇帝的儿孙数也可反映出来。一个皇帝有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儿子的现象并不罕见，西汉景帝就有十三个儿子，明太祖朱元璋有二十六个儿子，康熙皇帝有三十五个儿子。[1]

以上仅从几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社会“一夫一妻制”未能真正实行的原因进行了探析。婚姻制度是一个复杂多面的问题，受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囿于篇幅和水平所限，以上几方面仅仅是就教学过程中的积累的初步思考。


作者简介：
尚绪芝（１９７３—　　　），天津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西方法律思想史》等课程的教学，职称讲师，最高学位法学博士。
通讯地址：
天津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天津市河东区程林庄路６３号）　邮编：３００１６０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


呼和浩特市推广应用新型墙体材料管理办法

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令第8号



《呼和浩特市推广应用新型墙体材料管理办法》已经2008年12月29日市人民政府第10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2月15日起施行。



市长

二○○九年一月六日


第一条为推广应用新型墙体材料，保护耕地与环境，促进本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新型墙体材料是指以非粘土为原料生产的，具有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节约土地和能源等特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墙体材料。
第三条本市行政区域内生产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呼和浩特市经济行政主管部门是本市新型墙体材料推广应用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其下设的墙改机构具体负责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利用、组织、协调、规划、指导、监督和管理工作。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经济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新型墙体材料的推广应用工作。
市墙改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有关新型墙体材料推广应用的法规、规章；
（二）编制、组织实施新型墙体材料推广应用的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规划；
（三）组织、协调新型墙体材料的科研、生产和推广应用；
（四）征收、管理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
（五）负责新型墙体材料推广应用工作的信息交流、统计和宣传教育，并负责组织指导有关培训工作；
（六）负责新型墙体材料在节能建筑中的推广应用的相关管理工作；
（七）协调有关部门加强对新型墙体材料管理的行政执法监督检查；
（八）负责市人民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有关事宜。
第五条市建设、发展与改革、规划、国土、房产、环保、市容、技术监督、财政、工商和税务等有关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新型墙体材料的推广应用工作。
第六条市人民政府将推广应用新型墙体材料工作纳入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对在推广应用新型墙体材料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市人民政府或者有关机构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七条生产新型墙体材料的企业，应当按照标准组织生产。企业生产的新型墙体材料，应当由质检部门进行质量检验，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新型墙体材料，不得投入建筑市场使用。
第八条本市行政区域内严禁新建、改建、扩建粘土实心砖生产线，现有粘土实心砖生产企业和生产线，应当进行技术改造，转产新型墙体材料或限期关闭。
第九条工程设计单位应当按国家及自治区应用新型墙体材料建筑设计标准和有关规程的要求进行设计。建设和施工单位应当按设计要求使用新型墙体材料。
第十条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新型墙体材料推广应用的技术管理工作，执行国家和自治区推广应用新型墙体材料的建筑设计规程、施工技术规范和通用图集。
第十一条鼓励和支持利用粉煤灰等工业固体废弃物生产新型墙体材料，粉煤灰排放单位对取用堆积粉煤灰的单位或个人，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任何费用。对经过加工的粉煤灰，可根据加工成本和质量收取一定的费用，收取标准由价格主管部门核准。
第十二条粉煤灰排放及应用单位，应当制定相应的粉煤灰综合利用方案，并组织实施，定期向墙改部门和环保部门报告粉煤灰排放、储存和综合利用等情况。
第十三条凡符合综合利用粉煤灰标准生产新型墙体材料的单位，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补贴。
第十四条凡新建、扩建、改建建筑工程未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目录》规定的新型墙体材料的建设单位，应按照本办法规定缴纳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的征收，按建筑工程项目概（预）算确定的建筑面积最高不超过每平方米10元标准预收；不宜用建筑面积计算的工程项目，如大门、围墙等，按设计折算用标准黏土实心砖每块0.04元合计总量预收。
第十五条建筑工程项目单位预缴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应计入建筑安装工程成本，预缴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的返还部分冲抵建筑安装成本。
第十六条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应当专款专用，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截留、拖欠、平调、摊派和挪用。
第十七条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使用范围：
（一）引进、改建、扩建新型墙体材料生产线工程项目的贴息；
（二）新型墙体材料示范项目（含引进项目）和推广应用试点工程的补贴；
（三）新型墙体材料的科研、新技术与新产品开发及推广；
（四）发展新型墙体材料的宣传；
（五）代征手续费；
（六）经地方同级财政部门批准与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有关的其它开支。
其中（一）、（二）、（三）、（四）项开支合计，不得少于当年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支出总额的90%。
第十八条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依据“达标返还、未达标不返还”的原则，每个建筑工程项目新型墙体材料使用比例达到80%的，按照预收基金总额的80%的比例返还给建筑工程项目单位；使用比例未达到80%的不予返还。
建筑工程项目单位在工程主体竣工后30日内，应当向市墙改部门提出新型墙体材料使用情况的查验申请，并提交相关票据原件。逾期未提交申请的，预缴的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不予返还。
第十九条墙改部门应当按规定比例和期限返还专项费用，不按时按比例返还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的，由财政部门责令其限期返还，并承担所造成的损失。
第二十条违反本办法规定，不按规定缴纳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的，由墙改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并按每逾期一日加收应缴总额万分之五收缴其滞纳金。
第二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视情节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既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做出处罚决定的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三条墙改部门和其他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办事；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循私舞弊的，由其主管部门或者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本办法自2009年2月15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