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


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

1983年2月5日，国务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城乡集市贸易，是我国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它有促进农副业生产发展，活跃城乡经济，便利群众生活，补充国营商业不足的积极作用。
第二条 城乡集市贸易的管理，应当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坚持“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原则，国家通过行政管理和国营经济的主导作用，把城乡集市贸易管好搞活，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第三条 城乡集市贸易行政管理的主管部门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各有关部门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互相配合，共同搞好城乡集市。
为了协调、组织有关部门管好集市，当地人民政府可根据具体情况，在需要设立基层市场管理委员会的城乡集市，由集市所在地的县（市）、市辖区、乡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主持，组织工商行政管理、商业、供销、粮食、公安、税务、物价、卫生、计量、农业、城建等有关部门建立基层市场管理委员会，监督、检查有关政策执行情况，规划市场建设，共同管好市场。
第四条 国营商业要采取经济手段，调节商品供求，平抑物价，对集市贸易发挥经济主导作用。
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可在集市上开展议购议销和代购、代销、代储、代运以及其它正常的业务活动。
第五条 凡参加城乡集市贸易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办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市场秩序。

第二章 上市物资和参加集市人员活动的范围
第六条 社队集体、农民个人和国营农场、林场、牧场、渔场、农（牧、渔、林）工商联合企业的农副产品，在完成交售任务和履行合同义务后，除中央或省、市、自治区规定不许上市的以外，都允许上市。（注解：国务院决定一九八五年起改革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现按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国营工业企业的产品，凡国家允许上市自销的部分，可以在农村集市和城市指定的市场出售。
第八条 国营农场、农（牧、渔、林）工商联合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工业产品，国家不收购或完成国家计划后的多余部分，可以在农村集市和城市指定的市场出售。
第九条 农民个人所得的奖售工业品，需要出售的，持基层行政单位的证明，可以在农村集市出售。
第十条 社队集体、农民个人和城市居民的旧自行车、旧物料以及农村的小型旧农机具等，可以到农村集市和城市指定的市场出售。出售旧农机、旧自行车和大型、贵重的旧物料都要持有关执照和证明。
第十一条 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和其他合作商业以及个体有证商贩可以按照批准的范围，在农村集市和城市指定的市场经营购销业务。
第十二条 国营商业在集市上议购议销农副产品，要按商业分工进行经营，议购议销价格可以有升有降，要照顾群众的正常调剂，不要与民争购。
第十三条 农民家庭副业产品和有证个体手工业者的产品，可以在集市出售；生产所需原料，允许在集市购买。
第十四条 国营、集体和有证个体饮食业、社队企业和各种经济联合体在国家政策、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可以在集市购买原料加工成品出售。
第十五条 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业、事业等单位，在国家政策、法律许可范围内，可到集市采购农副产品；但严禁抬价抢购和转手贩卖。
第十六条 农村生产基层单位和农民个人在为生产服务的前提下，持基层行政单位证明，可以从外地购买大牲畜在本地出售。到集中产区采购，须经产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贩卖大牲畜必须遵守国家关于牲畜检疫等有关规定。
农民个人出售大牲畜，须持有基层行政单位的证明。个人从事大牲畜肉类经营的，须持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发给的营业执照和卫生检疫部门的证明。在经营活动中，不准收购、宰杀无出售证明的或有使役能力的大牲畜。
第十七条 农民在完成国家统购、超购、派购任务的前提下，可以从事允许上市的农副产品的贩卖活动。（注解：国务院决定一九八五年起改革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现按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的有关规定执行。）
社队集体、农民个人或合伙可以进行长途贩运，从事常年和季节性贩运的要经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并依法纳税。
第十八条 农村手艺匠人在集市做工，应持基层行政单位证明；出省的，应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领取临时许可证。
第十九条 上市商品要划行归市，参加集市活动的单位和个人，要到指定地点交易，不得在场外交易。
第二十条 下列物品不准上市出售：
（一）废旧有色金属、珠宝、玉器、金银及其制品、文物和国家规定不准上市的外货；
（二）粮票、布票等各种证券；
（三）迷信品、违禁品；
（四）反动、荒诞、诲淫诲盗的书刊、画片、照片、歌片和录音带、录像带；
（五）有毒、有害、污秽不洁、腐烂变质食物，及病死、毒死或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及其制品；
（六）麻醉药品、毒限剧药、伪劣药品以及化学农药；
（七）国务院和省、市、自治区规定不准上市出售的其它物品。
第二十一条 不准以各种证券换取商品，严禁倒卖各种票证。
第二十二条 没有县或县级以上医药、卫生行政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发给的证明，不准在集市行医、这卖药品。
第二十三条 禁止以次顶好，以假充真，掺杂使假，短尺少秤。禁止使用和出售国家明令禁止的和不合格的计量器具。凡出售计量器具的应持有计量管理部门的证明。
第二十四条 严禁在集市上赌博、测字、算命。
第二十五条 严禁伤风败俗、腐朽野蛮、恐怖、催残演员身心健康、败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卖艺活动。
第二十六条 严禁欺行霸市、囤积居奇、哄抬物价。

第三章 集市设置与管理
第二十七条 城乡集市场地，由各地人民政府纳入城镇建设规划，本着方便群众购销和不影响交通的原则，合理设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
要有计划地建设一些永久性的室内商场和有棚顶的商场。要逐步建立和健全各种服务设施。城乡集市要普遍设立公平秤。
市场管理人员必须佩戴统一标志，遵守管理人员守则，做到文明管理，礼貌服务。
第二十八条 搞好城乡集市场地的卫生，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和卫生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的《农村集市贸易食品卫生管理试行办法》。
第二十九条 城乡集市农副产品的价格，在国家政策、法律允许范围内，由买卖双方议定。工业品按国家有关价格的规定出售。
第三十条 除国营商业、供销合作商业在集市上进行议购议销业务外，对进入集市交易的商品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收取少量的市场管理费。工业品、大牲畜费率按成交额计算不得超过1％，其它商品不得超过2％，并应规定合理的收费起点。
经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交易所的部门和检疫部门可按国家规定收取手续费，其它任何单位不准在集市上巧立名目，乱收费用。由交易所收取成交手续费的，就不再收市场管理费。
市场管理费和交易所手续费的使用原则是，“取之于市场，用之于市场”。主要用于开展宣传活动、建设市场、提供服务设施、搞好场地卫生、开支服务人员工资福利费用及临时雇请的维持市场秩序人员的误工补贴，不得挪作他用。
第三十一条 一切应纳税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接受税务机关的监督和检查，并照章纳税。

第四章 对违章行为的处理
第三十二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违章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处理，其中违反税法的由税务机关处理。需要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和刑事处罚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一）违反政策规定，不完成农副产品交售任务自行出售的，按国营收购牌价收购产品；已售出的，没收高出收购牌价部分的全部所得。
（二）抬价抢购农副产品的，按国营收购牌价收购商品，或按规定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
（三）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业、事业等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按国营收购牌价收购商品，或按规定处以罚款。
（四）倒卖或以实物倒换各种票证以及出卖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三）、（五）、（六）项规定的物品的，没收其票证或物品，情节严重的可并处罚款。非法出售麻醉药品、毒限剧药、伪劣药品、有毒食物的，责令赔偿受害者的损失或给予治安管理处罚；造成严重后果，致人重伤或死亡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出售第二十条第（四）项物品的，没收其物品和非法收入。
（六）出售第二十条第（一）项物品的，劝其到国家指定的收购单位出售；已售出的，没收其高于国家收购牌价的部分；倒卖的，按投机倒把行为处理。
（七）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和不合格的计量器具的，没收其计量器具；有意作弊的，可并处罚款。
（八）以次顶好，以假充真，掺杂使假，短尺少秤的，应进行批评教育，并没收以假充真的物品；屡教不改的，酌情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按投机倒把行为处理。
（九）测字、算命的，教育制止；屡教不改的，处以罚款。
（十）违反第二十五条规定，屡教不改的，处以罚款或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十一）违反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按投机倒把行为处理。
（十二）违反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处以应补税款五倍以下的罚款；抗拒不交的，送当地人民法院处理。
（十三）违反本办法其他规定的，可酌情予以教育或处以罚款。
第三十三条 冲击市场管理机关和围攻、殴打市场管理人员、税务人员，或冒充市场管理人员、税务人员勒索、诈骗群众财物的，或其它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四条 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出申诉。
第三十五条 市场管理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从严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批准发布之日起实施。过去的有关规定，凡与本办法有抵触的，均按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七条 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区的情况制定具体管理细则。


理论法学作为民诉法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或学说类型，是在超越注释法学的背景和语境下产生的，其基本特征在于为探寻根本的诉讼规律而从事价值分析，有时也落脚为对策法学。理论法学的基本功能在于它力图将一种类型的规范文本体系转换为另一种类型的规范文本体系，在这种文本范式的转换中，理论法学起到了桥梁作用和催生作用。

理论法学的学术品格

理论法学有两个主要品格:一是它的批判性或解构性，以此揭示传统文本范式及其话语系统的偏误性和滞后性;另一个是它的创造性或建构性，以此提出、倡导一种新型文本范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话语系统。为了使之带有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理论禀赋，理论法学所依托的立足之本乃是民诉法律发展所呈现出的内在的或本质的规定性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基本诉讼规律。理论法学不受现实的规范文本所束缚，相反，它旨在突破此种实定的规范文本。

因此，理论法学与规范法学、概念法学或注释法学等类法学的区别不在于对范畴体系进行简单的划分和归类，而主要在于透过范畴系统的表象而把握理论的实质指归。比如不能认为某些课题，如诉权论、诉讼标的论、既判力论等等，就一定属于理论法学的范畴，而其他课题如举证责任论、诉讼法律关系论、诉的要素论等等，就一定属于注释法学的范畴。私权诉权说、传统诉讼标的理论、举证责任的法律要件分类说、二元诉讼法律关系说等等，乃是对中国现行民诉法规范体系进行理解、阅读、阐释、刻画、梳理、整合的范畴系统，它们之被使用，目的在于证成现行民诉法文本范式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属于描述性的注释法学;而同样属于上述课题范围或名目，宪法诉权说、诉讼标的新理论、举证责任的实质分配标准说、多元诉讼法律关系论或诉讼法律状态论等等，则因其具有证伪或颠覆现行民事诉讼规范文本系统的理论功能，而应被划归理论法学的范畴。

理论法学的研究进路

理论法学的研究进路，既可脱胎于注释法学的范畴系统，也可以另辟蹊径，绕开难以化而为用的旧式范畴，而创设新型范畴体系。比如说，被民诉法学界称为“新三论”的民事诉讼目的论、民事诉讼价值论以及民事诉讼模式论，则在其产生之初便具有质疑传统民诉法学的特质，因而属于理论法学范畴。有些诉讼范畴论，如程序正义论、法律真实论、非法证据排除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论等等，在我国民诉法学语境中，则天然地属于理论法学的界域。

固然，理论法学的范围极其宽泛，因而不妨将其划分为本体的理论法学和交叉的理论法学两个类别来加以认识。

本体的理论法学是在传统的注释法学范围内，经过反思性批判和删改而延伸形成的，表现为理论范畴的内涵裂变、体系重组和结构再造等等，因而属于内生的理论法学。这是民事诉讼理论法学生成的主体性路径，也是正统民诉法学者所擅长的话语领域。但正如依托规范的注释法学一样，本体的理论法学也有视野不够开阔、深度不够等局限，因而是一种不彻底的理论法学。

交叉的理论法学则将民诉法学的理论根须导向其他相关学科，从而形成了一株枝繁叶茂的“理论之树”，其特点是“树”而不是“木”。交叉理论法学是运用其他学科的范畴、命题、方法、话语来审视、解读、诠释、究问、检阅、求证民诉法学所关涉的诸问题。它具有两方面的基本功能——

一方面，借助交叉理论法学的研究，通过范畴启迪、命题转换、内涵蜕变等思维中介，可以在瞬间实现民诉法学的知识增量。同时，它推动民诉法学的传统范畴、本域命题、内生定义等涵养于现代范畴、跨界命题与外生内涵等宽阔的话语体系中，并历经相互间的碰撞、博弈、砥砺、磨合而生成崭新的民诉法学理论体系。这可视为交叉理论法学的内在功能。表征此一功能的研究范式不妨称之为“话语体系转换式研究”，这一研究路径与“本体生成型研究”相对而言。

另一方面，交叉理论法学的另一功能则被赋予了外在者视角下的特质，此即通过交叉理论法学的研究与开拓，使民诉法学走出自说自话的狭小空间，而融入整个科学知识体系之中。将中国民诉法学研究融入整个科学知识体系之中，使前者成为后者的有机一员，同时使后者在前者的推动下不断趋于进步，这便是中国民诉法学当下应当肩负起的历史使命。当我们追问“什么是中国民诉法学的贡献”时，我们不仅要能够回答，我们对民诉法规范文本之优化和更新作出了哪些贡献，对民诉法的理解和实践应用作出了哪些贡献;更要能够回答，中国民诉法学在知识层面对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民事实体法学的深化研究作出了哪些贡献，对宪法学的开拓性研究乃至对包括法哲学在内的整个法学体系作出了哪些贡献。

反观中国民诉法学的研究现状，在理论法学尤其是交叉的理论法学的研究中依然乏善可陈。交叉理论法学的贫困化状态直接影响了中国民事诉讼立法完善的科学性证成。例如，在本次民诉法修改中增加了一个“小额诉讼程序”。构建该程序的起始步骤即在于确定小额诉讼案件的数额标准，而这个数额标准应有符合实际的科学依据作为支撑，其确定过程难免需要借助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法统计学等交叉学科的知识及其研究方法，而这一点在修法中却是严重匮乏的，以致目前关于小额案件的判断基准始终存有争议。

理论法学应作为民诉法学趋于成熟的指标之一

理论法学，无论是本体的理论法学抑或交叉的理论法学，虽然在表象上均与实践保持着或长或短的距离，但并不意味着理论法学就可以脱离对实践的关注。尤为重要的是，理论法学最终的功能载体便体现为民诉法规范文本内在品质的优化与改良。如果理论法学缺乏这样的理论渗透力及其现实化机能，则它一定是苍白的，其理论价值也是有限的。

理论法学与其他法学研究范式或其他法学形态与民诉法的规范文本及其实践运作存在着不尽一致的关联性;从这种关联性中，可以折射出它们对民诉法的规范构筑及规范运作所起的不同作用及其相异的作用方式。这一点从中国民诉法产生的前前后后可以看出大致轮廓。

理论法学经由各种具体形态的研究范式而作用于民诉法的规范文本，并呈现出现实的立法物化成果之后，便完成了法学研究范式上的一轮运转;以民诉法新型规范文本为新的起点，注释法学、实践法学、对策法学、理论法学等等各种法学形态及其相应的主导性研究范式便开始了新的一轮运转。每一次运转，都经由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将民诉法学提升到新的高度。可见，各种法学研究范式及其相应的法学形态相互之间虽然在历史上呈现出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态势，但中国民诉法学的发展从来就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交错的，所区别的仅是各种法学形态在整个民诉法学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而已。从以某种法学研究范式为主向以它种法学研究范式为主的转化与更迭，表征着中国民诉法学的进步，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民诉法学研究方法论从一元向多元的转变。

由此看来，我们说中国民诉法学已日臻成熟，并不是简单地以各种具体法学形态向理论法学形态的转变作为标志的，而是以包括理论法学研究范式在内的多重法学研究范式并存共进且相得益彰为根本特征的。研究方法论上的多元递进构成了中国民诉法学现代化转向的重要内涵。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