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中国政府 菲律宾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７９年７月８日 生效日期１９７９年７月８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为了便利中国人民和菲律宾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发展两国航空运输方面的相互关系，根据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友好合作的原则，就建立两国间以及延伸至两国以外地区的定期航班，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除非另有规定，在本协定中：
（一）“民航当局”一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指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和／或任何授权行使该总局现行任何职权或类似职权的个人或机构；菲律宾共和国方面，指民航委员会和／或任何授权行使该民航委员会现行任何职权或类似职权的个人或机构；
（二）“指定空运企业”一词，指缔约一方为在本协定附件中规定的航线上经营航班而在本协定中或以书面通知向缔约另一方指定的空运企业；
（三）“航班”一词，指以飞机从事旅客、行李、货物或邮件的公共运输的任何定期航班；
（四）“协议航班”一词，指在本协定附件中规定的航线上经营的任何定期航班；
（五）“国际航班”一词，指经过一个以上国家领土上空的航班；
（六）“空运企业”一词，指提供或经营国际航班的任何航空运输企业；
（七）“非运输业务性经停”一词，指任何目的不在于上下旅客、行李、货物或邮件的降停。
第二条
一、缔约一方给予缔约另一方在本协定附件所规定的航线（以下称为“规定航线”）上建立和经营定期航班的权利。
二、在不违反本协定规定的情况下，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经缔约另一方民航当局同意后，可沿该当局规定的航路不降停地飞越缔约另一方领土，或在该领土内作非运输业务性经停。
三、在遵守本协定规定的情况下，缔约一方指定航空运输企业的飞机，在规定航线上飞行协议航班时，有权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规定航线上的地点降停，上下前往或来自缔约一方领土和前往或来自缔约双方领土之间的经停点的以及缔约双方领土以外规定地点的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
四、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在缔约另一方境内飞行时，必须遵守缔约另一方关于航路和国境走廊的规定。
五、缔约一方应将其指定空运企业开始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的日期，至迟在开航之前六十天通知缔约另一方。
六、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如欲在规定航线上作加班或包机飞行，该缔约方民航当局应向缔约另一方民航当局提出申请，获得许可后方可飞行。此项申请应在飞机起飞七十二小时以前提出。
第三条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国际业务局”，菲律宾共和国政府指定“菲律宾航空公司”，为各该方经营规定航线上协议航班的空运企业。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必须属于该缔约方。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如不遵守缔约另一方的法令规章，不按照本协定及其附件所规定的条件经营时，缔约另一方有权暂停该空运企业行使本协定第一条规定的权利。但在通常情况下，应在同该缔约一方协商后方可行使这种权利。
第四条
一、与经营协议航班有关的班次、机型、班期时刻以及相互业务代理和相互在本国领土内提供地面服务等事项，应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协商确定。协议的班次、机型和班期时刻应经缔约双方各自民航当局批准。
二、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提供的协议航班，应以载运由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方领土内始发或以该领土为终点的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为主要目的。对在第三国领土内规定航线上的经停点上下的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应在不违反上述主要目的的情况下适当载运。
三、在经营协议航班时，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应考虑到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利益，以免不适当地影响后者在相同航线或其航段上所提供的航班。
第五条
一、协议航班上所采用的运价（指运输旅客、行李和货物所收取的费用以及适用此种费用的条件），应在合理的水平上制定，适当照顾到一切有关因素，包括经营成本、合理利润、航班特点以及在相同或相等航线或航段上经营定期航班的其它空运企业的运价。
二、缔约双方领土之间的运价，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商定，并至迟应在拟议实行之日六十天前，提交各自民航当局批准，在特殊情况下，经双方民航当局同意，这一期限可予缩短。
三、如指定空运企业对任何运价不能达成协议，或缔约一方民航当局对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间协议的任何运价不予批准，缔约双方民航当局应设法协议一项适当的运价。
四、在新运价实行以前，根据本条各项规定制定的运价仍应有效。
第六条
一、缔约一方应在本国为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指定供经营规定航线使用的机场和备降机场，并提供飞行协议航班所需的航行、通信、导航、气象和其他附属服务。具体办法由缔约双方民航当局协商确定。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使用缔约另一方的机场和技术服务，应按照缔约另一方规定的合理的费率付费。此项费率不应高于其他国家空运企业通常所付的费率。
第七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飞机及其留置在飞机上的正常设备、零备件、燃料、油料、润滑油和机上供应品（包括食品、饮料和烟草等），在进出缔约另一方领土时，缔约另一方应免除任何关税、检验费和其他类似税捐。但除经缔约另一方海关当局同意，此类物品不得卸下飞机，如果卸下，卸下部分应交该海关当局监管。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加注或装上飞机供规定航线飞行所耗用的燃料、油料、润滑油和机上供应品，应免除关税、检验费和其他类似税捐。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运入缔约另一方领土纯供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飞机使用的机上正常设备、零备件、燃料、油料、润滑油和机上供应品（包括食品、饮料和烟草等），亦应免除关税、检验费和其他类似税捐，上述物品经缔约另一方海关当局同意后，方可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卸下。遇此情况，上述物品应由该海关当局监管，不得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转售或移作他用，直至重新运出，并应按缔约另一方的规定缴纳保管费用。
第八条 缔约一方关于从事国际航班飞行的飞机进出其国境和在其领土内停留、运行的法令规章，以及关于旅客、空勤组、行李、货物和邮件进出其国境和在其领土内停留的法令规章，均适用于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一方领土内的飞机、空勤组和所载运的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缔约一方应及时向缔约另一方提供有关的法令规章资料。
第九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为了经营规定航线，有权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规定航线的通航地点设立代表机构。代表机构的人员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菲律宾共和国公民，其人数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商定，并经缔约双方有关当局批准。代表机构人员必须遵守驻在国的现行法令规章。
二、缔约一方应保障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代表机构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并提供协助和便利，以及保护在其领土内经营协议航班所用的飞机、器材和其他财产的安全。
第十条 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因载运旅客、行李、邮件和货物而得的收支余额，缔约另一方应允许缔约一方以汇款时的官方市场比价用美元自由结汇。如缔约双方间的支付按专门协议办理，则执行该协议。
第十一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飞机应具有该缔约方的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并携带下列证件和文件：
（一）登记证；
（二）适航证；
（三）航行记录表；
（四）机上无线电台执照；
（五）空勤组成员的执照或证件；
（六）空勤组名单；
（七）注明起讫地点的旅客名单；
（八）货物、邮件仓单；
（九）总申报单。
缔约一方的上述（一）、（二）、（三）、（四）、（五）项有效证件，缔约另一方应予承认。
二、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空勤组成员，应分别为本国公民。
第十二条 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遇险或失事时，缔约另一方应：
一、立即将失事情况通知缔约一方；
二、立即进行寻找和营救；
三、对旅客和空勤组提供援助；
四、对飞机和机上装载物，采取一切安全措施；
五、调查事故情况；
六、允许缔约一方的代表接近飞机，并作为观察员参加对事故的调查；
七、如调查中不再需要遇险或失事的飞机和其装载物，应予放行；
八、将调查结果书面通知缔约一方。
第十三条 缔约双方应密切合作，互相支持，保证本协定正确实施。如对本协定的解释和实施发生分歧，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或缔约双方有关主管当局应本着友好合作、互相谅解的精神直接协商解决。如不能达成协议，缔约双方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十四条 缔约一方如认为需要修改或补充本协定或其附件的任何条款，可随时向缔约另一方提出协商，此项协商应在缔约另一方接到建议之日起六十天内进行。
本协定或其附件的任何修改或补充，应经缔约双方换文确认后生效。
第十五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缔约一方可随时将终止本协定的愿望通知缔约另一方。本协定在缔约另一方接到通知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终止，如在期满前，缔约一方提出撤销上述通知，并取得缔约另一方同意后，则本协定继续有效。
本协定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八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菲律宾文和英文写成，叁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学定义
朱晓东
【摘要】定义是学习的起点，是认识的结果。对公司社会责任之所以产生诸多争议和分歧的原因,就是因为对“公司社会责任”这一定义的具体内涵和外延没有界定清楚。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公司社会责任”这一定义的具体内涵和外延的分析，明确什么是法学上的公司社会责任。
【关键词】公司的社会责任 内涵 外延
定义是学习的起点，是认识的结果。定义作为一种逻辑方法，是通过对被定义项的内涵和外延的揭示，将人类对于事物已有的认识总结、巩固下来，作为以后新的认识活动的基础。然而在法学中，对于同一个概念有为数众多的定义是很常见的情形。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困难：如何判断哪一个定义正确揭示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定义。事实上，法学上很多理论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一般性的定义理论的欠缺，或者定义人对于定义过程的说明的不足。[1]
笔者认为对公司社会责任之所以产生诸多争议和分歧的原因,就是因为对“公司社会责任”这一定义的具体内涵和外延没有界定清楚。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以及对公司社会责任性质的不同认识，都是在自己的概念体系下来讨论这一问题。可以说，争议和分歧都是根源于此。
我们知道法学理论是以概念及定义为基础构成的逻辑体系，法学的独特魅力正是其逻辑的严谨性。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公司社会责任”这一定义的具体内涵和外延的分析，明确什么是法学上的公司社会责任。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
把公司社会责任作为一个概念，其属概念是社会责任，更上一层的属概念是责任，其种差分别为社会、公司，所以揭示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必须揭示责任和社会、公司的内涵。笔者按这一思路分析如下：
（一）责任的内涵
在现代汉语中的“责任”一词包含两种递进的理解：(1)份内应做的事；（2）不利后果。而法律责任通常指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特殊义务，亦即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2]笔者认为，在法学领域中讨论公司的社会责任，应采用法律责任的含义。第一，公司社会责任如果不是法律责任，那么无论按“份内应做的事”还是按“不利后果”后果来理解，都会产生一个驳论，既有责任又无法追究。第二，对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来说，使其承担社会责任，依靠道德教化和社会观念的影响，都无异于与虎谋皮。[3] 第三，从法律角度讲，公司社会责任无法追究，即不能“引起的第二性义务” ，对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第四，公司社会责任已为立法所认可。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第五条以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据此，笔者认为作为公司社会责任的属概念的“责任”即是指法律责任，亦即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
（二）社会的内涵
有学者倾向于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是与经济责任相对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公司社会责任作出界定，国内学者如刘俊海、卢代富的作法即是如此，这里的“企业(公司)经济责任乃指企业传统的和固有的责任，系指企业所负有的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之责任。”[4]相对地，公司社会责任即为公司所承担的对股东以外其他利益主体的责任。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不妥，一方面，有将公司社会责任扩大化之嫌疑；另一方面，如果按这种说法，那么连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都是“社会责任”，而仅仅把对股东的责任排除在外，显然对股东是不公平的。这是因为，股东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也是社会成员。
笔者通过查询网上汉语词典，一种把社会解释为“社会：人们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按照一定的行为规范相互联系而结成的有机总体。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是自然环境、人口和文化。通过生产关系派生了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社会，并在一定的行为规范控制下从事活动，使社会藉以正常运转和延续发展。”[5]另一种解释社会有两层意思 即：(1) 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2) 泛指由于共同利益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6]可见，在汉语中，社会总是强调“总体”。另外从公司社会责任产生的背景来看，公司社会责任是在19世纪末以来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的行为引发了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7]进入20世纪以来，政府在“面对日益强大的公司，为了维护社会公正，显然需要政府将公司的经营活动约束在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范围内。公司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以保障社会公正。”[8]所以，要求大型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才越来越高。
因此，在公司社会责任中的“社会”应有严格的界定。我认为“社会”在此应在“总体”意义上理解为社会公众。据此，笔者认为，社会责任即为侵犯社会公众利益应承担的责任，或者说是公司违背了不侵犯社会公众利益的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
（三）公司的内涵
根据新修订《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设立的门槛进一步降低。众多中小公司的设立将是不可避免的。对众多中小公司来说，无论从规模上讲还是从实力上讲，都难以承担社会责任。另外，由于其影响力有限，即使破产都无法对社会总体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让所有公司都承担社会责任既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虽然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具体标准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是我们可以初步确定以下标准：1、公司的规模，包括生产规模、资产规模等因素；2、公司的社会影响力，包括其知名度等因素；3、公司的实力，主要指销售收入和净资产额。意即公司社会责任中的公司不是指所有的公司，而是符合一定法律标准的公司。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具有较大规模、较强实力、对社会有较大影响力的公司（具体法律标准可以进一步研究），在做出经营决策以及在经营活动中所负有的不威胁、不侵犯社会公众利益的义务以及违反此种义务而应向社会公众承担的第二性义务，并以法律上的不利后果为表现。换言之，公司的社会责任有以下内涵
(1)公司社会责任属于法律责任；
(2)责任主体是具有较大规模、较强实力、对社会有较大影响力的公司
(3)责任相对人是社会公众；
(4)公司社会责任包括两个递进层次：不威胁、不侵犯社会利益的义务，此为第一性义务，以及违反此种义务而应承担的第二性义务。
二、公司社会责任的外延
公司社会责任的外延就是指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形式。公司的社会责任在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一般说来，学者们大多采用非股东利害关系人理论来确定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并把非股东利害关系人界定为与公司利益有密切联系的不同利益集团，职工、债权人、消费者、所在社区、公益活动。因此，有的人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的外延包括对职工、债权人、消费者、所在社区、公益活动的责任[9]。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现按上文笔者所界定的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分别分析如下：
（一）公司对雇员的社会责任之界定
笔者认为，一般说来，公司对雇员承担的是劳动合同责任，而不是社会责任。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书面协议，其首要特征是主体的特定性。[10]因而，公司按劳动合同对雇员所负之责任不具有“社会总体”意义。只有在诸如大型公司大规模裁员产生失业等社会问题时才会产生社会责任。因此，公司对雇员的社会责任并不是指公司对雇员承担的是劳动合同责任。区别这一点的关键是公司的行为会不会产生侵犯社会公众利益的结果。否则的话，公司承担的就不是社会责任而是劳动合同责任。我认为这一区分是有现时意义的，特别是在立法上。如果不加区分，一方面公司社会责任就会成为道德责任，而不是法律责任，甚至不是道德责任，仅仅是一种立法观念。另一方面，还会混同劳动合同责任和公司社会责任的区别。
因此，笔者认为公司对雇员的社会责任是指公司在与劳动者签订或解除劳动合同时，因违反不威胁、不侵犯社会公众利益的义务而应向社会公众承担的责任。
（二）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之界定
同样，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必须与一般意义上经营者和生产者对消费者责任区分开来。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经营者的义务和消费者的权利以及经营者应对消费者承担的责任，都是民法上或合同法意义上的责任，是针对消费者个人的合同责任，而不是针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只有区分这一点，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才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否则的话公司承担即是对消费者的合同责任而不是社会责任。
笔者认为，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应体现在那些产量较大，消费者众多的公司在生产产品过程中，为了避免由于产品质量问题对众多消费者造成损害，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而承担的一种义务，例如产品召回责任即属于社会责任。
（三）公司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之界定
讨论公司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是不是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应注意区分公司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与环境侵权的区别。侵权责任同样是相对性很强的侵权责任，其赔偿范围只限于被侵害的对象。因此，这种侵权赔偿责任不是为了社会公众而承担的。
为了区分环境侵权责任和公司的社会责任，笔者认为公司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主要是指：在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而工业化进程消耗了大量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如我国1998年的特大洪灾、厄尔尼诺现象、全球气候变暖等的情况下，环境保护成为关系到所有人利益的事业，成为关系到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大事，全人类都在为此付诸努力。财力雄厚的公司为环境保护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的责任，这在法律上是责无旁贷的。
（四）公司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之否定
我认为公司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在法律上和现实中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公司社会责任的外延不应包括这种责任。一方面，在法律上公司对债权人的责任，是一种相对性很强的合同责任，与社会公共利益没有任何联系：另一方面，在实践中，社会上的其他主体也不会因公司对债权人的承担责任，而获取任何收益。所以说，认为公司对债权人的负有社会责任，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根据，也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和社会层面的意义。同时，认为公司对债权人的负有社会责任，还会妨害人们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关注和社会公众的支持。
（五）公司对所在社区的社会责任和公司对公益活动的社会责任之否定
人们一般都认为这两种责任通常难以在法律中作出有效的规定，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法律难以强制公司承担这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在法律上把这一部分纳入公司社会责任，则必然会陷入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到的驳论即：有责任又无法追究。因此，公司对所在社区的社会责任和公司对公益活动的社会责任，人们更应该通过种种非法律手段如道德、舆论来解决这一问题。所以说公司对所在社区和对公益活动的社会责任是可以在道德上提倡的，而不能归于法律上的公司社会责任。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的外延是公司对雇员的社会责任、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公司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并且区分于劳动合同责任，消费合同责任，环境侵权责任，各自有自己独特的含义。
综上所述，我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学定义为：其内涵是指具有较大规模、较强实力、对社会有较大影响力的公司，在做出经营决策以及在经营活动中所负有的不威胁、不侵犯社会利益的义务以及违反此种义务而应向社会公众承担的第二性义务，并以法律上的不利后果为表现；其外延包括公司对雇员的社会责任、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公司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
注释：
【1】延欣，《农业合作社的法学定义》，硕士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03年5月。
【2】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