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通过维护市场有效竞争来达到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最终目的。通过民事诉讼途经由消费者直接向法院主张权利救济并以此遏制垄断行为，已成为现代反垄断法实施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消费者提起民事诉讼和获得损害赔偿的司法救济制度也应运而生，然而，我国现存的垄断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尚欠缺与之匹配的方案。对消费者起诉资格的模糊认识、对适宜处理“小额多数”群体性诉讼的压制、以及消费者所长期面临的举证困难和损害赔偿的不足使得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依旧前景暗淡。

2012年5月最高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垄断民事纠纷若干规定 》）。该司法解释对原告诉讼资格、垄断民事纠纷的法院管辖权、举证责任、垄断行为的民事责任以及垄断损害的计算方法等重要方面做出了规定。它的出台无疑有助于澄清一些在已有垄断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下级人民法院所遇到的法律问题，规范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程序。然而，就保护消费者利益作为反垄断民事救济核心的目标来看，该司法解释的作用是有限的，它还无法解开那些现有民事诉讼规则以及司法实践中捆住私人诉讼的“绳索”。以下将从消费者起诉资格的认定、“小额多数”的群体诉讼、举证责任、损害赔偿等方面作进一步论证。

一、消费者起诉资格的认定

消费者在反垄断法中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不单指最终消费者，而且还包括诸多既作为上游供应商的客户同时又将采购商品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再加工或者转售活动的中间消费者。这样，在一种商品生产链的不同环节上会出现多个消费者，由此产生反垄断民事诉讼中有关原告主体资格认定的特殊法律问题，即到底是直接消费者（或称 “直接购买者 ”）还是间接消费者 （或称 “间接购买者”）应当享有诉权。直接购买者是指从垄断行为者那里最初购买商品的消费者，他们受到垄断行为的直接影响；间接购买者则是指那些虽未直接购买垄断商品，但由于购买了经过再加工或转售的垄断商品而受到垄断行为影响的消费者。试举一例说明：大豆生产商就提高大豆价格达成卡特尔协议，受此影响的首先是类似豆油生产商之类的直接购买大豆原材料加工的消费者，他们也最早承担了垄断价格，但却未必是垄断行为的最终受害者，因为他们有可能将此价格通过提高豆油价格再转嫁给下游的消费者，如餐馆之类的经营者或者是家庭个人消费者，后者就被认为是间接购买者。在这种情况下，直接购买者虽与垄断行为者发生最密切的交易关系，但未必是垄断受害者，而间接购买者虽与垄断行为无直接关联但却承担了垄断损害结果。当然，如果垄断损害没有被转嫁，那么就不会出现购买者与受害者分离的情形。现实情形则往往更为复杂，直接消费者可能只承担了部分垄断损害，而其余部分则由处于不同价值链上的消费者所分担，而各自的损害程度又因具体市场情形而异。

那么，哪些消费者应当获得诉权才最有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呢？如果依照一般民事诉讼的损害赔偿原则，让所有遭受损失的消费者都享有起诉资格，这看似一种全面而广泛的保护，但结果可能并不理想，因为越是远离垄断行为的消费者，其举证垄断行为的存在以及该行为与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难度也越大。回到大豆卡特尔的例子，假如作为直接购买者的豆油生产商成功地将卡特尔价格转嫁到了间接购买者餐饮企业或者超市身上，而后者可以通过提高菜价或者豆油的零售价将垄断高价再转嫁到最终消费者身上，这样最终消费者就是卡特尔的实际受害者。然而，让单个的最终消费者证明垄断行为的存在，提交诸如有关大豆生产商达成垄断协议的合同、会议记录或者是邮件往来等证据，并且证明该行为与其在餐馆支付的菜价或者是购买豆油的价格之间的因果关系，那即便不是难于上青天，也要耗费当事人极大的财力和精力。况且，最终消费者虽人数众多而个体承担的损失可能十分微小。在诉讼成本与收益的理性考量之下，除了个别“麻烦制造者”以外，恐怕很少有最终消费者会选择去法院主张自己的权利。而豆油生产商则掌握了有关大豆价格变动的更详细信息，即便无法获得证明卡特尔协议的直接证据，也可以通过跟踪大豆价格的变动获得有力的间接证据，但根据损害赔偿原则，他们由于被证明未遭受实际损失而失去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资格。结果是，受害人无证据无法起诉，而有证据之人又因无损害而无诉讼资格，反而导致垄断侵权者不被追究，逍遥法外。

对于消费者起诉资格的认定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法律路径：一是如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法，承认直接购买者的诉权，否认被告提出损害转嫁抗辩的可能，并限制间接购买者的诉权；二是像欧盟委员会所建议的那样，承认所有可能遭受垄断行为损害的消费者的诉权，同时也承认被告提出的损害转嫁抗辩，但对于间接消费者的损害采取完全损害转嫁的推定制度。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68年的 “汉诺威鞋业公司诉联合鞋业机械公司案”中肯定了直接购买者的诉权。在该案中，原告汉诺威鞋业公司称被告联合鞋业机械公司利用其市场权力，对一些复杂的和重要的制鞋机采取只租不售的经营方式，强迫原告以较高的价格购买其产品，从而构成垄断。被告则称原告并没有因过高索价遭受损失，因为其出售给消费者的鞋子的价格也相应地上涨了，也就是说，汉诺威鞋业公司已将过高索价及因此受到的损失转嫁给了消费者。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被告提出的“损害转嫁抗辩”，认为向客户转嫁损失的可能性与计算损害无关，由此堵塞了生产商通过雇佣精于计算的经济学家来规避赔偿责任的可能。[1]但是，在1977年的“伊利诺斯砖块公司诉伊利诺斯州案”中，最高法院却进一步否定了间接购买者的起诉资格，以防止经营者因同一垄断行为而被消费者多次反复起诉。在该案中，原告伊利诺斯州政府并不是直接从伊利诺斯砖块公司购买混凝土砖块，而是通过与之签订建筑合同的承包商。州政府认为自己实际承担了该公司出售砖块时施加的高过垄断价格，因此有权依据《克莱顿法》第4条对该公司提起赔偿损害的请求，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却以州政府是间接购买者为由否认其诉权。[2]这就是著名的 “伊利诺斯砖块规则”（IllinosBrick Rule），而其所产生的负面效果是限制了间接购买者的诉讼权利，即便这些直接受害人可以证明自己所遭受的垄断损失及其与垄断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因而“伊利诺斯砖块规则”也不断地受到批评和怀疑。美国的一些州政府很快出台了“伊利诺伊砖块规则废除者立法”（Illi-nois Brick repealer-statues），允许间接购买者 （尤其是最终消费者）自己或者通过其代表人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3]

欧盟委员会则坚持了损害赔偿原则，认为只要能够证明损害，那么不论是直接购买者还是间接购买者都享有诉权，这也符合欧盟法院的判例原则。[4]在《违反欧共体竞争法的损害赔偿诉讼白皮书》中，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有利于间接消费者起诉的规则，即在出现损害转嫁抗辩的情况下推定间接消费者承担了全部损害。[5]这样间接消费者就无需证明损害，而必须由垄断者提出无损害的证据。此外，完全损害推定有利于鼓励间接消费者提起赔偿之诉，因为就此可能获得超过实际损害的赔偿以补偿其为诉讼支付的成本，其功效类似于美国反垄断民事救济中的3倍赔偿制度。

然而，对于消费者起诉资格的认定，我国人民法院的态度不甚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只是在《垄断民事纠纷若干规定》中第2条中笼统规定，原告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在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效力后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其中的指向性表述“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受理条件”并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对于如何认定《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原告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要件可以存在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将“直接利害关系”理解为以交易关系为基础的利害关系，那么就会赋予直接购买者的诉权，从而否定被告在确认原告起诉资格时提起损害转嫁抗辩的权利，同时也可能为了防止重复诉讼而限制间接购买者的诉权；而另一种解释则可以损害关系为确立利害关系的基点，那么就要承认所有可能遭受垄断行为损害主体的原告主体资格，同时也必须给予被告损害转嫁抗辩权以避免多次反复赔偿。目前这种不置可否的状况可能会导致各地法院做法不一，因为地方人民法院可以采取任一解释拒绝直接或间接消费者，造成一定程度的司法混乱，使当事人缺乏合理预期。况且，也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更为糟糕的结果出现：不论是掌握证据的直接消费者还是遭受损害的间接消费者都难以进入司法程序。

二、“小额多数”的群体诉讼

群体诉讼是反垄断民事诉讼中对消费者，尤其是“小额多数”的最终消费者，在受到垄断行为侵害时给予司法救济的一种有效手段。所谓“小额多数”是指，受害者个体所遭受的损害数额并不大（有时甚至十分微小）但受害者人数却极为庞大，因此垄断损失的总量相当可观。在已往的反垄断民事诉讼中已可看到这一迹象，但诉讼大多是单个消费者提出的“小额诉讼”。如2008年8月的“李方平诉网通北京案”中，原告李方平以个人名义向负责北京市固定电话服务供应的电信垄断企业提出1元人民币的损害赔偿，其理由是作为非北京户籍的消费者受到了垄断经营者的差别待遇，不能像北京户籍的消费者那样签订后付费的合同。这是一起诉讼标的微小的赔偿诉讼，但像李方平这样存在相同诉讼请求的非北京户籍的消费者群体是庞大的，如果他们都分别向人民法院主张其权利，那么对于法院而言将不堪重负。类似案件还有：2008年9月的“刘方荣诉重庆市保险行业协会垄断案”中原告刘方荣对负责实施卡特尔协议的重庆市保险行业协会提出赔偿保险费损失1元以及承担公证保全费1000元以及诉讼费的请求；2008年9月的 “重庆西部破产清算有限公司诉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南坪支行垄断纠纷案” 中原告请求被告赔偿100元损失并承担诉讼费用；2009年4月“周泽诉中移动北京等案” 中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停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强行向原告收取月租费的侵权行为，以及在移动通讯服务收费上实行差别待遇的做法，并退还向原告收取的月租费1200元等。[6]

如何以最佳方式救济人数众多的垄断受害者是检验一国反垄断民事救济制度是否行之有效的重要标志。可想而知，人数众多的诉讼不论对于原告、被告还是法院来说都会形成巨大的压力，因为群体性的轰动效应会让诉讼成为一个容易引发公众讨论的敏感事件。但从诉讼经济的角度来说，如果说在一个法律共同体中存在一个有效的群体诉讼机制，那么它就可以为该共同体解决大规模的社会性纠纷提供一种高效的理性途径。具有相同或者相似诉讼请求的数量众多的受害人不必各自采取行动向法院寻求救济，从而可以减轻法官反复处理同类诉讼的负担，提高司法效率。许多国家的法律体系都包含适用于反垄断群体诉讼的机制，如美国的集团诉讼、欧盟委员会所积极倡导的集体诉讼以及德国的团体诉讼，等等。在美国的集团诉讼中，一个人或数个代表人为了集团成员的共同利益，可以代表集团全体成员提起诉讼。法院所做出判决不仅对直接参加集团诉讼的成员有约束力，而且判决的效力还可以扩张到没有参加诉讼的利益主体。集团并不具有实体法上的民事主体资格，而是在诉讼程序中拟制的、具有独立诉讼主体资格的、诉讼中的当事人。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直接促进了私人反托拉斯诉讼的增加。集团诉讼已经成为美国反托拉斯诉讼中有影响力的部分，大约占据整个私人诉讼的20%左右。[7]欧盟委员会在竞争法改革中提出建立合格团体的代表人诉讼制度 （representative actions brought by qualified enti-ties），即由工商业或者独立职业者利益的有权利能力的协会以及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协会等作为适格原告。此外，委员会还建议了选择性加入的集和诉讼（opt-in collectiveactions）中，允许若干个体受害者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或者为其他与他们有共同利益者在个案中明确联合起来，共同提起一项损害赔偿之诉。选择性加入的集合诉讼为保护受害者个体利益提供了补充性保障。[8]德国在2005年修改《反限制竞争法》时在第33（2）条中增加了团体诉讼，尽管这个团体仅仅是指传统上的行业和职业的法人团体，而没有包括消费者团体。[9]

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是如何规制群体诉讼的呢？1991年立法者在《民事诉讼法》中引入了代表人诉讼制度（第54条和第55条），即在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情况下，由当事人自行推选或者由人民法院指定代表人参加诉讼的诉讼制度。[10]其中，第54条规定了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第55条则是针对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民事诉讼若干意见》）对该制度进行了进一步详细的规定。据其规定，当事人人数为10人以上就可以构成代表人诉讼（第59条）。代表人诉讼的构成要件，依照学界的通说为：1.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2.众多当事人一方诉讼标的相同或属同一种类，即多数人之间存在共同诉讼的利益关系；3.诉讼请求或抗辩的方法相同或者对各成员都能成立；4.诉讼代表人合格：适格的诉讼代表人必须是他所代表的一方当事人中的一员；必须有依法定程序登记的权利人商定；必须自身具有诉讼行为能力；必须能够正确履行代表人义务；必须能够善意地保护被代表的全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11]在代表人诉讼中，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过被代表当事人的同意。诉讼代表人与一般授权诉讼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参与诉讼程序的权利义务方面基本没有区别。委托其他人作为自己代表人的当事人一般不能再亲自参加举证、质证、辩论等庭审程序，只能在旁听席旁听案件，而只有委托诉讼代理人、未委托代表人的当事人可以与诉讼代表人一起出席庭审。人民法院对代表人诉讼的结果只作出一份法律文书，而不是针对每个当事人分别出具判决书，如果不同原告所获赔偿不同，那么将在法律文书后附表列明。[12]

在司法实践中，依据第54条原告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较为常见，而第55条原告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则十分罕见。主要原因在于，人民法院认为对于人群确定的群体诉讼采取代表人诉讼方式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并提高了审判效率，然而，对于人数不确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则在操作中“异常谨慎”。[13]首先，作为制定司法解释的最高人民法院就对此采取了保守的态度。譬如，在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赔偿案件中出现人数众多、 起诉时原告范围难以确定的情况，最高法院在其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未对这一诉由案件能否适用《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的问题做出明确规定。[14]其次，下级法院也倾向于“在中国目前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15]早在1994年，北京市的人民法院曾经接受了一起不确定人数的代表人诉讼。该案涉及北京地区上百名消费者在购买被告“华时集团”等6家企业所生产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钻石金表”后发现，该表的实际质量与广告上所宣传的内容不符，因而指控被告以虚假广告欺骗消费者。[16]案件由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一审，有252名当事人在登记期满前获得原告资格。经过1年零7个月的审理之后，一审判决被告以虚假广告欺骗消费者的行为违法。1995年12月被告向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而整个二审程序历经了5年之后，最终于2000年12月做出与一审不同的判决，认为被告的广告行为不构成虚假广告，只是用词模糊，容易给消费者造成误解。消费者无权退还手表，而只是获得了800-1000元的价差补偿。在审理过程中，最高法院分别在一审和二审法院出具了两份不同意见，而最终的审判结果也令众多的消费者不满，并遭到学界的批评和质疑。[17]相应的地方人民法院在经历此案后对人数不确定代表人诉讼也产生了更多的疑虑，因为人民法院选择代表人诉讼实际上会增加社会对案件的关注度，同时也使得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承受更大的社会压力。这样会使得代表人诉讼的审理周期较单独立案案件更长。地方法院在面临代表人诉讼的情况下倾向于通过上共同的上级人民法院的复函来谋求裁判的统一，反而削弱了代表人诉讼本身统一判决的功能。另外，不确定人数的代表人诉讼在激励权利人维权的同时也有发现矛盾的功能，对法院平衡社会矛盾提出更高的要求。[18]而这种情况不仅限于北京，事实上大部分地方人民法院都并没有积极地适用法律规定的代表人诉讼，而主要采取了单独立案，尔后视情况合并或者分案审理。[19]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反垄断民事诉讼中会出现如此之多以单个消费者名义提起的小额诉讼，因为法院几乎不可能受理以代表人诉讼面目出现的群体诉讼，从而使得消费者只能以自己的名义提起单个诉讼，而能够这样花费精力的消费者数量是十分有限的，绝大多数人选择了承受和忍耐，垄断者因而可以继续凭借其市场权力转移消费者剩余。这种情形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将继续，因为新司法解释中只是对反垄断共同诉讼的法院管辖权作出了规定，却丝毫未涉及代表人诉讼。

三、举证责任

举证困难是消费者在反垄断民事诉讼中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依照一般民事诉讼原则，作为原告的消费者应当承担有关证明被告所在的相关市场、其市场地位以及垄断行为对竞争产生限制效果等的举证责任。从目前已有的案例来看，无法提供足以让法院采信的有效证据成为原告败诉的主要原因。例如，在2009年的“唐山市人人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垄断纠纷案”中（以下简称“人人诉百度案”），原告人人公司认为被告百度在中国搜索引擎市场上占据市场支配地位，而百度则利用这一地位强迫作为其消费者的原告进行竞价排名交易。由于原告降低了对百度搜索竞价排名的投入，被告即对其经营的全民医药网进行了全面屏蔽，从而导致该网站的访问量大幅度降低。为此，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10.6万元并解除对全民医药网的屏蔽并恢复全面收录。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其主要理由就是，作为原告的人人公司负有证明被告百度拥有市场支配地位以及实施滥用行为的责任，但是原告仅仅提交了2篇有关被告市场地位的新闻报道，未提及具体的计算方式以及有关基础性的数据。法院认为这些证据不够客观和科学，无法证明被告在“中国搜索引擎服务市场”中占据了支配地位。此判决在二审中得到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支持。[20]

最高人民法院在《垄断民事纠纷若干规定》中通过第7条、第8条、第9条和第10条澄清了有关垄断行为的举证责任问题。这些新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法院意图减轻原告举证责任的努力。首先，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了原告应当对被告在相关市场上具有支配地位和其滥用支配地位行为承担举证责任的基本立场（第8条）。不过，对于在类似“人人诉百度案”中所出现的原告以被告自己公开发布的有关相关市场和市场份额的信息作为证明被告市场支配地位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在第10条中予以认可。第10条是这样规定的，原告可以以被告对外发布的信息作为证明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证据。被告对外发布的信息能够证明其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的，人民法院可以据此作出认定，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这样的规定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地方人民法院的严格立场，有利于支持原告使用被告自己的公开信息作为有效证据。这也就意味着，被告自己公布的相关信息具有推定其市场支配地位的证据效力，但这种推定是可以被推翻的，如果有相反证据证明实际的市场情况并非如此，但此时被告一方必须承担举证责任。这一规定有利于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如果原告能够发现被告在自己的企业介绍或者广告宣传中所发布的相关信息，而对于被告来说，他可能要为自己所说的一些也许是夸耀性的不实之词而付出代价。但问题是，这样一种规定并不具有长期的制度性效果，因为当垄断企业注意到自己的宣传可能会带来麻烦后，就会小心处理其公开信息中有关市场地位的描述，这样经过一段 “适应期”后，此类证据恐怕就不易再被消费者发现，而重新面临举证的难题。

其次，对于垄断协议行为，依照《垄断民事纠纷若干规定》第7条的规定，属于《反垄断法》第13条第1款第（1）项至第（5）项规定的垄断协议，被告应当对该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对《反垄断法》第13条第1款所禁止的横向垄断协议，即固定价格协议（第1项）、限制产量协议（第2项）、分割市场协议（第3项）、 限制购买新技术、 新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的协议（第4项）、联合抵制交易协议（第5项），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然而，对于第13条第1款所列举的横向垄断协议是否适宜采取举证责任倒置是值得推敲的。首先，除第（4）项以外所列举的横向垄断协议，如果依照狭义解释可被视为是“核心卡特尔协议”，可以考虑适用本身违法原则予以严厉禁止，但对于表面上看来符合第（4）项的限制购买和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协议是否能够采取这种做法则并非一目了然。如果两个汽车生产商就新能源汽车的研发以及研发成功后新汽车的价格和销售达成一致，这样的协议是否也应当被视为是核心卡特尔协议呢？答案是不确定的。有些协议的确是以共同研发为名，而实际上是竞争者为了共同控制相关商品价格和产量目的而签订的；而有些协议则对于提高研发的效率，有利于厂商获得研发动力和资本，而且研发结果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对此，要根据个案、结合相关市场的具体情况作出合理性判断。对于涉及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横向合作协议不宜采用本身违法原则予以简单判定其限制竞争效果。这对于负责执法的反垄断执法机关来说如此，同样也适用于民事诉讼中的原告。此外，即便对于那些典型的核心卡特尔协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现代反垄断法的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更多采用合理原则评估协议市场效果的做法。在1979年的“广播音乐公司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案”和1984年的“美国大学体育联合会诉代理人董事会案”中，美国联邦最高院都软化了原先那种严格适用本身违法原则的做法，而是对价格卡特尔协议以合理原则来考虑其可能带来的效率。[21]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举证责任倒置减轻原告在涉及横向垄断协议的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实际上是遵循了严格的本身违法原则，没有为竞争者之间的联合行为留下更多适用合理原则审查的空间。然而，正如科斯所洞见的那样，企业通过联合方式改变组织规模可能会减少交易成本、 提高效率。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现实世界中，企业与市场是两种可以替换的商业组织方式。[22]当企业获得规模效益，就可能将交易成本降低的效果以不同方式输送给消费者，它可能是直接的降低商品价格，也可以是间接地提供更好的售前和售后服务，或者是像熊皮特所说的那样，企业可以在创造性毁灭风暴的冲击下不断地向消费者提供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商业组织形式。[23]总之，有些经营者之间的横向协议会产生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效果，有些则不然。这种效果无法仅从达成协议行为本身来判断。过度刚性地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可能未必会达到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善意结果，反而有可能为滥用反垄断民事诉讼埋下了种子。

再者，《垄断民事纠纷若干规定》第9条规定，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的具体情况，认定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这一规定似乎在回应已有垄断民事纠纷中，从事公用事业以及获得专营专卖权的国有垄断企业总是成为被告的状况。从公开披露的案件情况来看，最多被列为被告的就是国有垄断企业，其次是国内的私人企业，最少的是外商投资企业。[24]国有垄断企业多遭反垄断诟病的原因也不难理解，因为此类企业在中国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由于受到政府公权力的长期保护而较少受到市场竞争力量的制约，使其可以在相关市场上一贯保持市场支配地位。消费者则由于市场被封闭的缘故也很难转向其他企业，因而不得不承受国有垄断企业通过价格或者施加其他交易条件所产生的垄断损害。2010年，天则经济研究所提出了一份名为《中国经济的市场竞争状况：评估及政策建议》的报告，对2002年到2007年间中国市场的竞争状况做出了一个总体评估。报告发现，依照市场力量指标，绝大多数行业的市场力量指标从2002年到2007年都有了增长，同时相对排序保持一致。在2002年和2007年的市场力量指标排名前10的行业中，有5个是相同的，分别为“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烟草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医药制造业”。其他几个2007排名前10的行业 ，2002年的指标也同样位于全样本平均值之上。报告指出，如果一个行业内存在长期保持的较高市场力量，那么就有很高把握推断这些行业中存在垄断嫌疑。这些行业中的竞争状况值得反垄断执法部门的关注。[25]此外，报告针对8个行业做了非量化的垄断状况描述，分别是石油天然气行业、电力行业、电信行业、邮政业、钢铁行业、汽车行业、银行业和市政公用行业。[26]它们均由国有企业所垄断控制，有些是全行业的，有些则是局部性的。报告对行业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工业领域，同时兼顾了金融领域中银行业的情况，但对其它一些领域中存在国有企业垄断问题未能有所触及，如铁路、盐业以及烟草等，因此尚不能称其为一份完整的反映中国市场垄断状况的报告。尽管如此，报告还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现阶段垄断问题的核心，即国有企业的垄断。可惜的是，现在第9条的规定却并没有能够明确地在举证责任方面减轻原告的难度，这一点通过比较《垄断民事纠纷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中的相关规定便一目了然。据“征求意见稿”第9条第3款规定，如果受害人能够提供证明被诉垄断行为人属于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即可初步认定被诉行为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被诉垄断行为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1.供水、供电、供热、供气等公用企业；2.公用企业以外的由法律、 法规和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赋予其从事特定商品或者服务的独占经营资格的经营者；3.相关市场缺乏有效的竞争，而交易相对人又对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具有高度依赖性的经营者。第4款规定，受害人提供了证明被诉垄断行为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初步证据，被诉垄断行为人未予否认，或者虽予以否认但未提交足以支持其否定主张的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上市公司的披露信息、被诉垄断行为人的自认信息、 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机构独立作出的市场调查、经济分析、专题研究、统计结果等，均可被视为前述初步证据。可见，《征求意见稿》中有利于原告对公用企业以及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经营者的“初步证据规定”在最终的司法解释中被彻底删除了。同样曾经“征求意见稿”中出现过的有利于私人主体利用法院的生效判决（第11条第1款）和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有效处理决定（第11条第2款）以减轻原告举证难度的证据规定，也在出台后的司法解释中被取消了。

由此可见，在反垄断民事诉讼中消费者作为原告还将长期面临举证难题，被告自我公开信息对市场支配地位的推定作用只会起到暂时的减轻效果。消费者通过司法途径保护自己免受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尤其是受到政府保护的公用企业以及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经营者垄断行为侵害的能力依旧有限。

四、损害赔偿

作为反垄断民事诉讼原告的消费者通常要承担可能是数目不菲的调查费用以及相关的诉讼风险，因此若非出于成本与效益的理性考虑，消费者不会有动力提起针对垄断侵权者的损害赔偿，而宁可选择自我承担或者是将垄断损害转嫁给下游客户。为了鼓励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以遏制垄断侵权行为，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法引入了惩罚性的3倍赔偿制度。根据《克莱顿法》第4条，当事人对违反联邦反托拉斯法的行为者可以提起3倍赔偿的请求，从而使得那些遭受垄断损害的消费者获得一定的经济动力以投入昂贵的反垄断民事诉讼活动。不过，这一独特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并未得到其他国家的完全效仿。欧盟委员会就根据欧盟法院的判例建议成员国在现有的民事赔偿法律框架对受害人予以全面赔偿。全面赔偿的范围包括对实际损失，可得利益损失和利息损失的赔偿。[27]此外，如前所述，当垄断行为者提出损害被转嫁给间接消费者时，后者可以被推定为承担了全部损害，从而有助于减轻其举证责任并获得可能超过实际损害的赔偿。

就我国目前的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审理情况而言，人民法院尚未做出任何一个支持损害赔偿的判决，因此很难评估法院会在自由裁量范围内会采取何种方式来确定损害和赔偿标准。在2010年董正伟及其他两名律师试图对京津高铁提起的反垄断诉讼中，原告作为高铁运输服务的消费者要求被告支付其因垄断票价而承担的174元损失，同时还要求被告支付348元的赔偿金。这实际构成了3倍损害赔偿的请求，但法院并没有受理此案。[28]

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政府


中府[2003]5号


火炬区管委会，各镇政府、区办事处，市属各单位：
现将《中山市实施相对集中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二○○三年一月六日

中山市实施相对集中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管理，明确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具体职责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在广东省中山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复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中山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通知》，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中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城管执法局)是市人民政府相对集中行使城市管理行政处罚以及相应的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执法机关，具体负责我市相对集中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依照本规定查处违法行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城管执法局在各镇(区)设立的分支机构是其派出机构，以城管执法局的名义行使行政处罚权。
第三条 城管执法局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行使下列职权：
(一)行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强制拆除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
(二)行使城市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三)行使城市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四)行使市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五)行使环境保护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和建筑施工噪声污染、对向大气排放有毒有害气体和烟尘、对在城市建成区内排放生活污水以及对在公共场所焚烧杂物的行政处罚权；
(六)行使公安交通、治安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侵占道路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七)行使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对无照商贩的行政处罚权；
(八)履行省、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四条 市建设、规划、环境保护、公安、工商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应积极支持和配合城管执法局依法履行职责，并可根据上级部署以及城市管理的需要，与城管执法局共同开展专项执法活动。
第五条 除本规定明确由城管执法局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和相应行政强制措施外的其他行政执法权，仍由原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行使。
本规定明确由城管执法局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原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再行使，仍然行使的，所作出的行政处罚一律无效。
第六条 城管执法局发现所查处的案件不属于本部门管辖时，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
第七条 城管执法局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之间要建立协调有序、密切配合、反应快捷的工作制度，确保业务信息传递及时、准确，解决问题快速、高效，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和各项行政管理活动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第八条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及时将颁发证照和项目审批中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有关的情况报送城管执法局备案。城管执法局应当定期将查处的案件分类报送同级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条 遵循稳步推进、逐步扩大的原则，市政府可以根据城市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依法调整城管执法局的执法范围。
第十条 同一违法行为同时适用多项罚款规定的，按其中最重的一项规定进行处罚。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第十一条 执法人员应持有由省人民政府统一制发的行政执法证件，在执行公务时应统一着装，佩戴统—的执法标志。

第二章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第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责令立即停止或限期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一)在城市主要街道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平台上堆放、吊挂杂物的；
(二)运输液体、散体货物不作密封、包扎、覆盖，造成泄漏、遗撒的；
(三)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果核、蔗渣、纸屑、烟头和动物尸体等废弃物的；
(四)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涂写、刻画的；
(五)未经批准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张挂、张贴宣传品的；
(六)在城市道路、街巷经营机动车清洗业务的；
(七)不履行卫生责任区清扫保洁义务或者不按照规定清运、处理垃圾和粪便的；
(八)临街空调器冷却水凌空排放的；
(九)向河流、河涌、水库、池塘等抛弃、倾倒废弃物的。
第十三条 未经批准擅自在城市市区内饲养鸡、鸭、鹅、鸽、兔、羊、猪等家禽家畜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责令限期处理或予以没收；并可按禽类每只处以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畜类每只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一)临街工地不设置护栏或不作遮挡、停工场地不及时整理并作必要覆盖或者竣工后不及时清理和平整场地，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
(二)未经主管部门同意，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影响市容的；
(三)未经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市容的。
第十五条 凡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责令有关单位或个人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拆除的，经市政府批准，由城管执法局组织强制拆除，并可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第十六条 损坏各类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责令其恢复原状，并可处以重建(置)价2倍至10倍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0000元。
第十七条 未经核准从事城市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等服务的，责令其停止经营行为，没收清运工具，并处以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第十八条 未领取准运证运输城市垃圾的，对车主处以每车2000元罚款。
第十九条 擅自关闭、闲置或者拆除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场所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以50000元以下罚款。
未经批准，擅自拆除其他环境卫生设施或者未按批准的拆迁方案进行拆迁的，处以原设施造价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最高不超过30000元。
第二十条 居民、单位不按照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排放生活垃圾的，对居民处以每次50元罚款，对单位处以每立方米500元罚款，不足1立方米的按1立方米计算。
第二十一条 将科研机构、医院、疗养院、屠宰场、生物制品厂产生的废弃物、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混入城市垃圾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擅自倾倒建筑垃圾的，责令其承担清运费用，并处以每立方米500元罚款，不足1立方米的按1立方米计算，但罚款总额最高不得超过50000元；委托未经核准的单位或者个人清运建筑垃圾的，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未经批准受纳建筑垃圾的，责令其补办手续，并处以受纳建筑垃圾每立方米50元罚款，但罚款总额最高不得超过50000元。
第二十四条 从事城市垃圾清扫、收集、运输服务的单位任意倾倒城市垃圾的，责令其清扫干净，并处以每立方米500元罚款，不足1立方米的按1立方米计算，但罚款总额最高不得超过50000元。
第二十五条 城市垃圾运输车辆不加封闭，沿途扬撒、遗漏垃圾污染道路的，责令其清扫干净，并对车主处以污染道路面积每平方米50元罚款。

第三章 城市规划管理
第二十六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而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占用土地的，批准文件无效，占用的土地由市人民政府责令退回，对该土地上已建的建筑物、构筑物等由城管执法局责令限期拆除。
第二十七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又不能采取改正措施的，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
第二十八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影响城市规划，尚可以采取改正措施的，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并处单项工程土建总造价的5%以上15%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投入使用后，未经原批准机关批准，改变使用性质和建筑面貌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单项工程土建总造价的5%以上15%以下的罚款。

第四章 城市绿化管理
第三十条 擅自改变规划绿地性质的，责令停止侵害、恢复原状，并按照每平方米100元以上200元以下处以罚款。
第三十一条 在城市绿地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侵害、恢复原状，并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一)在树木和公共设施上涂、写、刻、画和悬挂重物；
(二)攀、折、钉、栓树木，采摘花草，践踏地被，丢弃废弃物。
第三十二条 在城市绿地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侵害、恢复原状，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一)倾倒、排放有毒有害物质，堆放、焚烧物料；
(二)以树承重，就树搭建；
(三)采石取土、建坟。
第三十三条 在城市绿地内，进行损坏绿化的娱乐活动的，责令停止侵害、恢复原状，并对组织者处以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侵害、恢复原状，并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处以罚款：
(一)破坏树木支架、栏杆、花基、坐椅、庭园灯、建筑小品、水景设施和绿地供排水设施等绿化设施的，按照设施造价的2倍处以罚款；
(二)擅自砍伐、迁移树木的，按照树木赔偿费的5倍处以罚款；
(三)损害古树名木正常生长的，处以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四)擅自迁移、砍伐古树名木，损害古树名木致死的，处以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擅自占用城市绿地的，责令限期退出，恢复绿化，并按照每平方米处以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市绿地，超过占用期限的，责令限期归还，并按照所占面积处以绿地占用费的2倍罚款。
第三十七条 擅自在城市绿地内开设经营服务点的，责令限期迁出或拆除、赔偿损失，并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经批准在城市绿化地内开设服务点的单位和个人不服从管理的，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取消其设点经营的批准文件并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九条 在城市绿地范围内进行拦河截溪、取土采石、设置垃圾堆场、排放污水以及其他对生态环境构成破坏活动的，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章 市政建设管理
第四十条 擅自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城市道路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工程造价2%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承担城市道路养护、维修的单位未定期对城市道路进行养护、维修或者未按规定的期限修复竣工，并拒绝接受监督、检查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20000元以下罚款：
(一)擅自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
(二)未在城市道路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的；
(三)占用城市道路期满或挖掘城市道路后，不及时清理、修复现场的；
(四)未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或者需要移动位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未提前办理变更审批手续的；
(五)擅自在城市道路上建设建筑物、构筑物；
(六)擅自在桥梁或者路灯设施上设置广告牌或者其他挂浮物；
(七)擅自在道路两旁增设斜坡、铁架及其他损害、侵占城市道路的行为；
(八)未对设在城市道路上的各种管线的检查井、箱盖或者城市道路附属设施的缺损及时补缺或者修复的；
(九)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不按照规定办理批准手续的；
(十)紧急抢修埋设在城市道路下的管线，不按照规定补办批准手续的。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拆除、赔偿经济损失、并可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可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擅自拆除、迁移、改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
（二）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附近堆放杂物、挖坑取土、兴建建筑物及有碍城市道路照明设施正常维护和安全运行活动的；
（三）擅自在城市道路照明灯杆上架设通讯线（缆）或者安置其他设施的；
（四）私自接用路灯电源的；
（五）偷盗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
（六）故意打、砸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
（七）不听劝阻和制止，非法占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

第六章 环境保护管理
第四十四条 未采取防燃、防尘措施，在人口集中地区存放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砂石、灰土等物料的，根据不同情节，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或处以50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城市饮食服务业的经营者未采取有效污染防治措施，致使排放的油烟对附近居民的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以处50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 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20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在人口集中地区、交通干线附近以及市人民政府划定的区域内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处2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 在城市市区进行建设施工或者从事其他产生扬尘污染的活动，未采取有效扬尘防治措施，致使大气环境受到污染的，责令限期改正，处20000元以下罚款；对逾期仍未达到环保规定要求的，可以责令其停工整顿。
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并可以分别处以罚款：
(一)在城市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夜间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抢修、抢险作业除外）的，可处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城市市区内建筑施工使用蒸汽桩机、锤击桩机，或者不按批准，作业时间超出7时至12时、14时至20时的，可处3000元以上10000以下的罚款；
(三)经营中的文化娱乐场所、体育场（馆）、城市集贸市场的边界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四)在经营活动中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抽风机、发电机、水泵、音响设施或者其它产生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其边界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使用高音广播喇叭，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
(二)在城市市区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娱乐、集会活动，使用音响器材，产生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过大音量的；
(三)使用家用电器、乐器或进行娱乐及其他活动时，对周围居民生活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
(四)中午和夜间在住宅区、居民集中区、文教区和疗养区从事产生噪声污染的室内装修、家具加工等活动的；
(五)中午和夜间在住宅区、居民集中区高声叫卖、高声喧闹的；
(六)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喇叭或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法招揽顾客的。
第五十一条 在城市市区范围内经营餐饮娱乐、机动车清洗、修理业务及其他需要排放生活污水的单位和个人，不按规定排放生活污水至城市排水管网或下水道，乱倾倒污水，造成环境污染的，责令其改正，采取补救措施，并可处5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章 公安交通、治安及工商管理
第五十二条 未经公安机关批准，占用道路摆摊设点、堆物作业、搭棚、进行集市贸易和其他妨碍交通的活动的，处50元以下罚款或警告。
第五十三条 禁止人力三轮车、手推车在中心城区街道上行驶（园林、环卫以及旅游服务等因特殊需要经批准行使的除外）。违反本条规定的，处5元以下罚款或警告。
受罚款处罚的人当场未交罚款的，可暂扣车辆。
第五十四条 在本市东区、石岐区、西区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违反本条规定的，予以没收并处以200元以下罚款或警告。
第五十五条 饲养犬只，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捕杀，并可对犬主处以每只200元以下的罚款：
(一)在禁养区内擅自饲养犬只的；
(二)在准养区内未办理登记或审批手续饲养犬只的；
(三)经批准饲养的犬只未按规定每年接受免疫注射及领取《犬类免疫证》和免疫牌饲养犬只的。
第五十六条 未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没有固定经营场所、铺位，在集贸市场附近、车站、影院、公园、住宅区、街道、码头、口岸、广场、旅游景点等地方从事流动性经营活动的，予以取缔，没收非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本规定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市、镇。
（二）“城市市区”是指城市建成区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基本覆盖的区域。
（三）“中心城区”范围为：东至中山港大道中山火炬开发区“百鸟归巢”标志；南至城桂路博爱医院路口、南区105国道过境线路口；西至富华道尾；北至105国道过境线沙朗交界处、旧105国道与岐港公路交界处、东明大桥的区域。
（四）“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是指医疗区、文教科研区和以机关或居民住宅区为主的区域。
（五）“中午”是指北京时间12时至14时，“夜间”是指北京时间22时至翌晨6时。
（六）“以上”、“以下”均含本数。
第五十八条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按照案件的类别送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同时报市法制局备案。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发现处罚不当的，应当及时将意见反馈城管执法局；城管执法局拒不纠正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提请市人民政府予以监督纠正。
第五十九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城管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或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向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行。
第六十条 妨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违反社会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一条 执法人员在执法活动中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依法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二条 本规定自二○○三年二月一日起施行。

2003年01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