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

高军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　常州　　213001 )


摘要：文章从“良法之治”和 “普遍守法”两个方面来对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行论述，提出了作者对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一些具体设想。
关键词：生态环境 环境 自然资源 法治建设

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成效如何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党中央“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蓝图的实现。对于如何进行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方案固有多种，可谓见仁见智。本文笔者试图围绕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对“法治”所做的经典阐述“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的角度，具体而言，即从“普遍守法”和“良法之治”两个方面来对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行论述，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同仁。
一、 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前提——“良法之治”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生态环境立法一直行驶在“快车道”上，没有哪一个法领域能像生态环境法那样，几乎年年有法律通过，甚至一年有几部法律出台。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我们就已经十分自豪地向世界宣布：中国已经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环境法体系。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生态环境立法发展最为迅速的年代里，我国的环境污染及自然资源破坏却日趋严重。笔者认为，引起环境污染及自然资源破坏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当初在“摸着石头过河”、“成熟一个制定一个”、“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指导下，我国生态环境立法自身尚存在诸多缺陷，已严重影响到实施的效果，因此必须加以完善。笔者认为，完善我国生态环境立法主要应围绕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一）、生态环境立法的价值合理性——确立可持续发展为生态环境基本法的立法目的
由于立法时所处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殊的时代背景，作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现行《环保法》第1条将“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作为一项立法目的。虽然，从理论上来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极其丰富，但实践中，衡量“现代化”程度的标准却往往被庸俗化。经济增长的数据成为“现代化”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同时也是考核地方官员“政迹”的关键标准。众所周知，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有很多，其中通过资源高投入、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亦能达到，美国、日本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以前曾走过这条路，我们在计划经济年代基本上走得也是这条路。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靠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换取的所谓“经济发展”和“繁荣”是虚幻的，最终是得不偿失的。
基于对人类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的深切关注，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了长篇报告《我们的共同未来》，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2）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进一步深化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迄今，可持续发展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同，不少国家积极采取行动，相继制定出适合本国国情的规范和政策。1994年3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基本对策和行动方案，并提出要进行体现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环境立法，将可持续发展提高到战略高度，可持续发展在我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由于在《环保法》立法时可持续发展尚未为国人所普遍认同，故未能成为《环保法》的立法目的。事实上，在我国很多地区迄今为止还在走着“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事着或正准备从事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环境污染及自然资源破坏日趋严重的今天，及时修正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立法目的，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使生态环境立法紧跟国际步伐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提升生态环境法的品性，使其具有价值的合理性，无论是对执法还是对人民群众的守法及环境意识的提高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生态环境立法的工具合理性——整合现行环境资源立法
长期以来，我国的生态环境立法一直受到非理性思路的影响，其后果表现为在立法时容易就一时一事做出规定，缺乏深厚的理论基础以及体系化的通盘考虑和综合平衡，所立之法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诸如体系不完善、法律规定操作性不强、法律条文之间互相冲突等种种问题，严重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实施的效果，对造成实践中的执法困境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法律来说，“法律将容忍事实上的困难，而不能容忍不一致性和逻辑的缺陷”（3），因此必须对现行生态环境立法加以重新整合。
1、注重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之间的沟通与融合，保持生态环境法律制度本身的和谐一致。
到目前为止，虽然我国已制定了众多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是却并没有形成科学、完备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作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地位非常尴尬。《环保法》地位的尴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环保法》是1989年由第7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与其他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的单行法处于同一立法层次，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无法起到基本法的统领作用。其次，从内容上来讲，虽然现行《环保法》在立法体例上包括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两大内容，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由国家环保机构负责起草修订的环保基本法却基本上是一部污染防治法，并没有规定自然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监督管理机制，因此无法适应自然资源综合性、整体性保护的要求。
实践中，我国的生态环境立法基本上是针对单项污染防治和单项资源要素保护进行的，缺乏对污染的全面控制和资源整体保护，形成了分部门多头管理的混乱局面，各部门之间协调困难重重。例如，按照现行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环境资源管理体制上人为地分割为土地、农牧、矿产、林业、水利等众多产业部门和行政区划。这些产业部门和行政区划的第一职能并不是保护环境资源，而是通过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经济效益，因此必然与环保部门发生权力冲突。生态环境立法上如此政出多门、职责不清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很多部门经常从部门利益出发，对本部门有利可图的，往往互相争夺审批、发证、收费、处罚、解释等权限，闹得不可开交，而无利可图的则往往无人愿意负责，互相扯皮、推诿，人为造成许多工作漏洞，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被肢解和架空，其职能根本无法落实。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为建立完善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当务之急是必须对现行的《环保法》重新进行修订。重新修订《环保法》应着重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增加对自然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监督管理机制等内容，与此相应，名称上可更名为《环境资源法》。2、提高立法阶位，改由全国人大颁布，以便与《宪法》规定的“环境保护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及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统领地位相符，以利于形成不同层次的法律体系。3、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突出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使环保部门与经济管理部门在制定、执行有关决策时互相协调，有效防止部门之间的冲突。
2、注重生态环境立法的现实性，使所立之法具有可操作性，实践中能够顺利实施。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立法中，有关法律规定缺乏操作性的现象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一些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抽象，实践中难以把握。例如《环保法》第29条规定，“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事业单位，限期治理”，但对于何谓“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却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规定，实践中难以把握。其他的一些如排污许可证制度、总量控制制度、集中控制制度的适用范围更是充满了弹性，增加了落实的难度。
其次，立法中缺乏程序性规范。迄今为止，我国尚无一部统一的环保程序法，甚至连作为环境纠纷非诉讼处理重要方式之一的环境仲裁制度都无法可依，实践中根本无法操作。而环境自力救济因没有统一、明确的程序，实践中受害者经常会采取一些过激行为，容易激化矛盾，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因为没有明确、合理、完备的实施方式和途径，环保实体法中的内容便无法落实，其效力便无法得到保障，其中规定的权利、义务也便成了空中楼阁。例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规定了公众参与的原则，但却对公众参与的程序、方式、对公众表达意见的处理、公众意见的效力等均未加以规定，因此，该规定在实践中远未起到立法预期的效果。又如，《环保法》第6条在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时，却未对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向何部门检举、控告以及有关部门对检举、控告处理的程序、期限、有关部门不作为的法律责任等等都未做出任何规定，最终使得该规定在实践中根本无法落实，其实际的作用就是除了宣示立法者的立场外，基本上是一纸空文。
针对上述情况，在整合现行生态环境立法时应注意对其中原则性的规定予以细化，以便于在实践中操作。另外，在当前制定统一的环保程序法尚有困难的情况下，应针对环境资源法中实体性规定，通过在本法中或在其实施细则中及时地补充相应的、完善的程序性规范，以确保实体性规范的实施。
3、消除现行生态环境立法中法律规定互相矛盾冲突的现象。
我国现行生态环境立法中，存在的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法律规定之间常常自相矛盾。例如《环保法》第37条规定，“未经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拆除或闲置防治污染的设施，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安装使用，并处以罚款”。从该条文的表述来看，如果排污单位没有擅自拆除或闲置防治污染的设施，其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并非违法。但是，依据《标准化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环境保护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而“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4）。因此，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无疑又是违法行为。这种法律规定之间互相冲突的情况，在我国的生态环境立法中不是个别的现象。由于立法上的冲突，实践中常常让人无所适从，法律的尊严也因此而被大打折扣。因此，在整合现行生态环境立法时必须尽力消除法律规定互相矛盾冲突的现象，以维护法律规定的统一性，便于法律的实施，进而维护法律的尊严。
二、 我国生态环境法治的核心——“普遍守法”
“良法之治”仅是生态环境法治的前提，实现了“良法之治”也仅是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第一步。“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守，依然不能法治”（5），对我国的生态环境法治来说，其最终实现的标志是“普遍守法”的形成。具体而言，“普遍守法”又包括执法和守法两个环节。
（一）、“普遍守法”的关键——严格生态环境执法
学者在分析我国环境法的实施实效时严肃地指出（6），当前，我国在生态环境执法方面存在普遍不力的情况。一些地方政府和综合经济部门及其领导狭隘地从发展本地经济的角度出发，没有坚持“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环境法基本原则，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重开发，轻保护”、“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的道路，在进行重大经济发展规划和生产力布局时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个别地方政府和部门甚至知法犯法，作出明显违反环境法律规范的经济发展决策。个别政府部门和领导环境意识和环境法制观念极其淡薄，以权代法、以亲代法，干预、阻碍环境主管部门的行政执法，对企业违反环保法规，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听之任之，有些领导还为之说情护短，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息事宁人办法，帮助企业和有关责任人逃避法律制裁。可以说，对于当前严重的环境问题的产生，执法不力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法治的基本原则必须是官方行为与法律的一致，没有这一原则，就等于什么也没有”。我国生态环境执法中的执法不力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环境污染和生态资源破坏愈演愈烈的恶果，而且还严重损害了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动摇了群众对法律的信任。因为民众如果从经验中得出连政府都带头不守法的法律经验，将会从根本上动摇他们关于法律的信念，甚至使人们失去对法律的信心，更不必说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了。因此，各级政府部门要切实转变观念，去除那种将“发展就是硬道理”庸俗地理解为经济增长就是发展的全部内涵，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在评定干部政迹方面，不能仅以经济增长数据为标准。同时，执法者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增强法制观念，在环境执法时做到勇于执法、敢于执法、严格执法、依法执法。为此，必须建立一套人民检察院环境司法监督机制，进一步完善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各政党、各人民团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执法的监督，以切实保障环境执法依法进行。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保证严格执法的实现，在立法确立生态环境法律中有关规定的实施主管部门时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主观意想，要切实考虑该部门是否适合行使主管职能，在制度设计时充分地考虑到“制度防恶”，从源头上杜绝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产生。
（二）、“普遍守法”的根本——公众环境守法意识的养成
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认为，“法不只是靠国家来加以维持的，没有使法成为作为法主体的个人的法的秩序维持活动，这是不可能的。------大凡市民社会的法秩序没有作为法主体的个人守法精神是不能维持的”。（7）学者梁治平先生在论述我国法实施时指出，“中国固然制定了不少的法律，但人们实际上的价值观念与现行法律是有差剧的。而且，情况往往是，制度是现代化的或近于现代化的，意识则是传统的或更近于传统的。”（8）而由一群具有浓厚传统意识的人来执行先进的法律，其后果诚如现代化学者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9）以上学者鞭辟入里的分析仿佛专门针对我国生态环境法的实施状况而发，我国生态环境法的实施现状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公众的普遍守法意识，如果公众还继续把生态环境法看作是可有可无、可遵守可不遵守的“软法”，那么，再完备的生态环境立法也仅仅是纸面上的东西，而绝不可能隽刻在公众的心里和落实到他们的自觉行动中。
对公众环境守法意识的培养，不断加强宣传教育无疑是一条十分必要的途径。但笔者认为，针对我国民众普遍不了解不关注我国的环境法及环境问题的现状，大力扩展公众的环境权对提高公众的环境守法意识来说更为重要。所谓环境权，是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10）。其内容包括生态性权利和经济性权利。前者体现为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对一定质量水平环境的享有并于其中生活、生存、繁衍，其具体可化为生命权、健康权、日照权、通风权、安宁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观赏权、环境美权等。后者则表现为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具体可化为环境资源权、环境使用权、环境处理权等。此外，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还包括环境知情权、环境监督权、环境事务参与权、环境结社权、环境改善权、环境请求权等程序上的环境权。因为环境权的内容十分抽象复杂，因此，必须通过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刑法等部门实体法将其具体化才能切实予以保护，同时，鉴于当前我国环境诉讼对起诉资格要求过严（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都要求原告必须与损害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且要有具体的损害后果）不利于保护公民环境权利的情况，有必要借鉴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11），适当地放宽原告起诉资格，扩大起诉对象，赋予公民对环境管理机关、各企事业单位违反法定污染防治义务（所谓违反，包括已经违反、正在违反以及将要违反）为起诉理由。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实体法上公民环境权的确立和程序法上类似“公民诉讼”制度的建立，才能有效地保护受害者的利益，并进而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以及保护包括受害者在内的公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环境权益，使人们对切身利益的保护与改善同环境保护联系起来，增进对环境问题的理解、关注和行动，进而将环境守法内化为一种自觉。唯如此，我国生态环境的法治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因为，“法律只有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12）。


注释：
（1）（5）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99页
（2）张坤民：《可持续发展与中国》，《中国环境管理》1997年第2期
（3）[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35页
（4）韩德培主编：《环境保护法教程》（第三版），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04页
（6）王曦、秦天宝：《中国环境法的实效分析：从决策机制的角度考察》，《环境保护》2000年第8期
（7）[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页
（8）梁治平等：《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1页
（9）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页
（10）陈泉生：《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06页
（11）参见：巫玉芳《美国联邦环境法的公民诉讼制度》，《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
（12）[美]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第43页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人民政府令
第 74 号


《江苏省排放水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已于2011年7月23日经省人民政府第74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二○一一年七月三十日



江苏省排放水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行为，控制水污染物排放总量，保护水环境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实施排放水污染物许可，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运营单位，应当取得排放水污染物许可证（以下简称排污许可证）。
其他依法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的具体范围，由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商省有关主管部门作出规定。
依照前两款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排污单位）而未取得的，不得排放水污染物。
第四条 实施排污许可，应当符合重点水污染物总量削减和控制的要求。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限制排污总量意见作为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实施方案制定的依据。
推行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指标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具体办法按照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排污许可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对相关行业控源减排及污染治理工作依法进行督促指导。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环境保护目标，结合环境质量状况和变化趋势以及社会、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分期分批实施排放水污染物许可计划，并于实施的30个工作日前，通过网络、报纸等媒体或者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布。

第二章 排污许可证申领颁发

第七条 排污单位申请领取排污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生产能力、工艺、设备、产品符合国家和省产业政策以及行业发展规划要求；
（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通过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竣工验收；
（三）污染防治设施、污染物处理能力、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标准与要求；
（四）排污口设置符合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五）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安装水污染物排放在线自动监测设备，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
（六）可能发生水污染事故的排污单位，应当制定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预案，配备相应的应急设施、装备、物品；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通过有偿使用或者交易方式取得排污指标的排污单位申领排污许可证，还应当按照规定缴纳有偿使用费或者交易价款。
第八条 排污单位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排污许可证，应当填报排污许可证申请表，并提交符合第七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向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水污染物的排污单位，还应当提交已取得排污许可证的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运营单位同意接纳其排放的水污染物的相关证明材料，向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水污染物的排污单位，还应当提交城市排水行政主管部门许可其排放水污染物的相关证明材料。需要提交的材料目录，由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通过网络、报纸等媒体或者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 县（市）行政区域内的排污单位向县（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领排污许可证。
前款规定以外的排污单位向设区的市或者其确定的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领排污许可证。
第十条 新建排污单位以及排污单位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应当在收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验收合格文件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提出排污许可申请；有试生产项目的，应当在试生产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提出临时排污许可申请。
第十一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接到申请后，对材料齐全的，予以受理，并出具书面受理凭证；对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第十二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依法作出许可决定。作出准予许可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颁发排污许可证。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十三条 排污许可证的有效期限为3年。
临时排污许可证有效期与试生产期限或者限期治理期限相同，但最长不超过1年。
排污指标系按照规定通过有偿使用或者交易方式取得的，排污许可证的有效期与排污指标有偿使用期限相同。
第十四条 排污许可证分为正本和副本。
正本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排污单位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
（二）排放主要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及排放去向；
（三）有效期限；
（四）发证机关、发证日期和证书编号。
副本还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排污口数量、位置；
（二）按排污口确定的主要污染物排污总量控制指标，允许年排放量、最高允许日排放量和排放浓度；
（三）间歇性、季节性排放等特别控制要求；
（四）水污染物排放执行的国家或地方标准；
（五）污染物产生的主要工序、设备装置及污染物处理工艺和能力；
（六）按照规定通过有偿使用或者交易方式取得的主要污染物排污指标（包括种类、数量、使用期限等）及其相应的费用或者价款；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排污许可证的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五条 排污许可证载明事项发生变化的，排污单位应当申请变更排污许可证。因污染物排放标准、总量控制指标等发生变化，需要对排污许可证载明事项进行变更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以公告或者书面通知的形式告知相关排污单位。
排污单位因出现对污染防治设施进行检修等情形，持续时间不超过3个月的，可以不办理排污许可变更手续，但应当事先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其排污许可证副本中予以记录。
第十六条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限届满后需要延续的，排污单位应当在有效期限届满30个工作日前，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延续。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延续：
（一）生产能力、技术、工艺、设备、产品被列入淘汰目录，属于强制淘汰范围的；
（二）污染物排放超过许可证规定的浓度或者总量控制指标，经限期治理或者限期整改，逾期不能达标排放或者不能达到总量控制要求的；
（三）排污单位生产经营所在地的土地功能或者环境功能经过调整，不适宜在该区域继续排放污染物的；
（四）按照规定通过有偿使用或者交易方式取得排污指标，逾期未继续申购排污指标的；
（五）已经不符合规定的排污许可证颁发条件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七条 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申请表式样由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由颁发排污许可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印制。
排污许可证遗失、毁损的，排污单位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向发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补领。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排污许可和对排污许可事项进行监督检查，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便民、高效的原则，坚持依法行政，提供优质服务。
第十九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排污许可和对排污许可事项进行监督检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所需经费列入本部门预算，由本级财政予以保障。
第二十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不得妨碍排污单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排污单位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第二十一条 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排污许可管理工作情况的监督、指导，及时纠正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实施排污许可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排污许可证管理数据库，推行排污许可证的电子化管理，每年将上一年度许可证的审批颁发等监督管理情况报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二条 持有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涂改、伪造、出租、出借、倒卖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转让排污许可证；
（二）将排污许可证正本悬挂于主要办公场所或者主要生产经营场所；
（三）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浓度和排放地点、方式、去向等符合排污许可证载明的要求，污染物排放的种类、数量、浓度等有重大改变的，应当及时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变更；
（四）按照规定对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监测、计量和分析，公开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并定期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五）按照规定定期提交生产经营、污染物排放、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主要污染物达标、总量控制和削减任务完成等情况的证明材料；
（六）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现场检查、排污监测等日常监管。
第二十三条 向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水污染物的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有关城市排水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其在线自动监测设备应当与城市排水管理机构联网。
第二十四条 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排污口。
建设单位在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扩建排污口的，应当取得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同意。
第二十五条 重点排污单位的在线自动监测设备应当取得计量合格证，按照规定经环境监测机构比对监测合格，其监测数据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确认的，作为核定排污量的依据。
第二十六条 排污单位应当于每年3月底前，向发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上一年度实施排污许可的情况，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进行检查核实，及时纠正违反规定的行为。
第二十七条 被依法责令限期治理或者限期整改的排污单位，原排污许可证由发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收回，核发临时排污许可证。在规定期限内经治理或者整改后达到排污许可证申请条件的，可以重新申领排污许可证。
第二十八条 通过有偿使用或者交易方式取得排污指标的排污单位，因环境违法行为被责令关闭、取缔的，其排污指标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收回；自行关闭的，其未使用的排污指标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回购。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向不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排污单位颁发排污许可证的；
（二）发现或者接到举报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未调查处理的；
（三）未经法定程序撤销或者注销排污许可证的；
（四）在排污许可证颁发、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中，索取或者收受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五）不依照本办法规定公开排污许可证实施情况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排污，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
（二）持过期的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排污单位不按照排污许可证或者临时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依法吊销排污许可证或者临时排污许可证。
第三十二条 排污单位无排污许可证或者不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向水体排放污染物，拒不改正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封堵其排污口，所需费用由排污单位承担。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排污单位不按规定悬挂许可证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排放污染物，限期改正，并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一）排污许可证载明事项发生变化，未按规定申请变更，经责令限期改正而逾期未改正的；
（二）排污许可证遗失、毁损未及时申请补领，经责令限期改正而逾期未改正的；
（三）以欺骗、贿赂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排污许可证的；
（四）涂改、伪造、出租、出借、倒卖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转让排污许可证的；
（五）租用、借用、买受排污许可证的。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排污单位不按照规定要求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生产经营、污染物排放、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主要污染物达标、总量控制和削减任务完成等情况的证明资料，或者不报告上一年度排污许可实施情况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法律、法规另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