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法治观念，提高执法水平

范振雄

改革开放以来，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的确立，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的提出，法治的基本精神逐渐深入人心。依法治国已经成为中国21世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目标，中国已经进入了法治的新世纪。
所谓法治观念就是指以人们的法律观、法治观和法感情为基础的一系列法律观念，它是人们在参与有关法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自身认识发展的内化与积淀，是主体将自己的经验和片断的法律知识加以组合的结果。法治的核心是制约执法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以下本文就公安队伍如何增强法治观念，提高执法水平作粗浅的探讨。
一、增强法治观念的重要意义
（一）增强法治观念是贯彻依法治国的根本条件
古语云：“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这句话说明了法令的重要，也即说明了没有较强的法治观念就不能认真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法治之目的是以人为本的，因此法治观念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观念。
　 1.法律至上观念。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法律至上是人类法治发展进程中提出的重要口号和基本原则之一。其意在强调法律在整个社会规范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它任何社会规范都不能否定法律的效力或与法律相冲突，是法治社会的主要特征，实现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至上的核心，是宪法至上，宪法的精髓在于控制权力以保障权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律至上性又一重要内涵，法律不仅在老百姓之上，也在所有官员之上，在国家最高权力者之上。“国家机关对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都不能去做”，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一项重要行为准则。执政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我国在立法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初步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实际上，法律还未能真正成为权力产生、运行的源泉、依据和界限，法与权的较量，往往是以权代法。由此可见，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个树立法律权威的历程，要求全体社会成员都依照法律办事，法律成为社会最重要的行为规范，尤其是执法人员，要确立和坚定法律信仰，增强法律至上观念，严格公正执法，自觉接受法律制度的约束，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2.人权保障观念。人权保障是法治国家的显著标志。人权权利范围的大小与保护程度好坏是一个国家进步与文明程度的重要表现。国家的进步过程，也是人权内容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国家由非法治国家向法治国家的转换，也是人权内容与保护的一次飞跃。人权保障状况的良好与否是区别法治国家与非法治国家的显著标志。法治国家与非法治国家的区别，不是法治国家中没有侵犯人权的事件发生，而仅是在于：法治国家侵犯人权的事件相对较少；侵犯人权的事件一旦发生，即能获得依法处理——侵权者会受到应有制裁，受害者能获得应有保护。人民是国家的主体，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来源，也是国家权力的主体，公安人员所享有的一切权力源于人民授权。增强人权保障观念，要求公安人员真正树立人民权力至上，人民意志与利益高于一切，人权与公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以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为一切公安工作的出发点和行为准则。
3.依法行政观念。依法行政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行政是国家行使权力的重要方式，是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的基本途径。由于行政权力具有与其它权力不同的独特性质，因此，在强调制约权力的同时，有必要对依法行政予以特别的重视。行政工作内容最为丰富，涉及的社会范围最为广泛，与社会民众的联系最为密切，行政能否依法进行，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能否实现法治。制约权力是从权力之外考查权力行使而提出的要求，侧重于对权力的外在约束；依法行政是着眼于行政权力本身而对行政权力所提出的内在要求。行政的内容、形式、程序都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要求进行。依照法治原则，凡是在法律上没有根据的行政行为就是违法行政，就应当承担法律上的责任。而公安机关作为国家的重要行政执法部门之一，除依法承担刑事司法任务外，还承担了大量的治安、交通、消防、户籍、边防、出入境、计算机安全保护等国家行政管理职能。这些行政管理职权的运用，与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联系十分密切。公安机关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公安机关在依法治国进程中必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公安行政管理活动点多、面宽、量大，任务繁重，仅行政复议条例颁布实施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办理的行政复议案件总数的70%。从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来看，公安机关要完成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治安秩序，保障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艰巨任务，处理解决好社会治安和队伍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切实提高依法行政对策、加强公安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从根本上转变已不适应行政执法要求的传统观念、工作习惯和工作方法，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增强法治观念，以法律为准绳，学会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国家行政事务，行使管理职能，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上来。
（二）增强法治观念是贯彻“三个代表”的具体实践
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是人民群众意志的体现”，所以，“执行宪法和法律，是按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办事，是对人民意志的尊重”。同时展望新世纪的宏伟目标，我们党要永葆生机活力，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战斗力和创造性的行动指南。公安机关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唯一途径就是增强法治观念，提高执法水平，进一步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实践证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每一项工作，都同“三个代表”的要求密切相关。通过防范和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就能有力地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增强法治观念，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抵制腐朽思想文化，不断铲除其藉以滋生的土壤，就能有效地促进先进文化的传播；通过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措施，切实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广大群众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就能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例如整顿色情娱乐场所及打击法轮功邪教组织都是崇扬科学传播先进文化的有力保障。当前社会治安的严峻形势，我们只有增强法治观念，落实“三个代表”，才能打好“严打”整治斗争这一仗，才能真正打出声势、打出实效，使违法犯罪分子闻风丧胆，让人民群众扬眉吐气，确保中央提出的两年内社会治安状况有新的明显进步的目标顺利实现。
二、公安队伍法治观念不强的主要表现
目前，人民群众在充分肯定公安机关为打击刑事犯罪及维护社会稳定而做出的巨大奉献牺牲的同时，对公安队伍意见最大、最集中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执法问题，深究其原因主要是法治观念不强造成的。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法律至上观念不强 ，执法犯法
作为执法者，应该懂得甚至熟悉法律也应该知道违法犯罪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后果。但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至上观念不强、防腐拒变意志力不够坚定导致极少数民警执法犯法。近些年来我们队伍中相继发生了民警违法犯罪的事情，有贪污受贿、有挪用公款、有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有参与绑架。例如佛山市公安局看守所民警江镜清、欧赐坚利用职务之便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受到刑罚处罚。
（二）人权保障观念不强，刑讯逼供屡禁不止
少数民警法律意识、证据意识淡薄，以管人者自居，根本不把执法对象的权利放在眼里，随心所欲。耍特权、抖威风，在审讯时，辱骂、体罚违法犯罪嫌疑人，甚至搞刑讯逼供，违反规定，滥用枪支警械。例如：三水大塘派出所民警陈建荣刑讯逼供一案，导致一人死亡、两人轻伤、一人轻微伤，其本人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同时三水市公安局赔偿25万元人民币严重后果；南海市黄歧镇派出所所长游捷忠在讯问涉嫌殴打保安员的嫌疑人时刑讯逼供，致使嫌疑人右肱骨骨折，右肩部软组织挫伤，游捷忠已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三）违反法定程序，随意执法
有的民警办事不注重按法定程序办，重实体法、轻程序法，认为只要执法行为实际效果合法，违反法定程序无关紧要。有的民警对法律法规一知半解，对法律条款不能正确把握，于是不按规定向当事人公开办事程序，对法定程序随意理解，还在程序上刁难当事人，自己喜欢怎办就怎办，各行其是。例如个别民警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没有履行告知程序。据2000年佛山市司法公正调研报告显示，有41%嫌疑人反映侦查人员没有依法告知聘请律师的权利、有25% 嫌疑人、受处罚人反映侦查人员讯问时没有首先讯问是否有犯罪行为、并告知陈述或辩解的权利。另外有的民警在纠正交通违章开具处罚决定书时没有按实际违反条款处罚，而是根据违章者的态度表现随意处罚。
（四）群众观念不强，不认真依法履行职责
有的民警未能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和深刻体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质，仍然在执法活动中存在推诿、拖延、弄权渎职的行为。例如2000年佛山市某派出所有一宗殴打他人致轻伤的刑事案件拖延了九个月才立案，期间没有任何跟进，也没有找现场证人调查取证；立案后仍不认真展开调查反而告知被害人案件无法处理，被害人向佛山市公安局投诉，后经查实，该案确实有不作为。
三、增强法治观念的主要措施
（一）建立科学、完善的公安法规体系
公安立法工作要按照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总体要求，在保障立法质量的前提下，加快立法进程，争取到2005年建成以人民警察法为主体，以公安刑事法规、治安保卫法规、公安行政管理法规、公安组织人事法规、警务保障法规、监督法规和国际警务合作法法规为主要门类，由公安法律、法规、规章和地方性公安法规、规章组成的比较完善的公安法规体系，基本上实现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把各项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全面纳入法制轨道。当前公安立法的重点是制定和完善与人民警察法相配套的法规，力争在三年左右时间，完成公安机关组织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起草和修订工作。公安立法要从实际需要出发，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遵循立法的规定，符合国家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决策，贯彻公开、公正、便民、利民的原则，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公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的清理、修改、和废止工作。地方公安法规、规章不得与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防止和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严格执行法规、规章上报备案制度。
（二）强化法律知识学习，加强道德教育
1.强化法律知识学习。法律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我们要有做到老学到老的思想，若不学法，不懂法，就容易造成执法滞后于立法，更谈不上依法行政了。因此公安机关要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组织民警进行多种形式的法律学习和培训。在各种业务培训中，都应当有法律课程，保证民警的法律素质与其承担的执法任务相适应。要针对不同部门、警种和执法岗位的实际需要，实行民警执法资格考试制度。要进一步提高民警的法制观念，增强服务意识、诉讼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监督意识和人权意识，养成自觉守法、严格依法办事的习惯。例如针对部分民警办案过程中“重实体、轻程序”和搜集证据上存在的问题，应当经常组织民警到法院旁听法院庭审，学习如何收集有效证据的知识；到检察院观摩、学习、熟悉法律程序。
2.加强道德教育。古人云：“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律是靠人来执行的，法律秩序也是靠人来维持的。由于法律是以强制形式规范行为的手段，只能解决“不敢”、“不准”的问题，却无法解决“不想”、“不愿”的问题，也就是说，法治难以触及人的思想问题，无法使人在内心深处形成一道防御犯罪的堤坝。一个人思想有问题，价值观出现偏差，对于违法之事，虽一时“不敢”，但难以保证其长久“不敢”。法治解决不了信仰、价值观问题，而道德教育主要通过民警内心的义务感、责任感、荣誉感来实现法律规范行为，所以只有加强道德教育才能使民警树立正确的信仰、价值观、人生观，并以其作为自己的行为指南。
（三）完善公安执法监督制度，强化公安执法监督
宪法和法律、法规已经规定了许多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制度。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督机制要把警务公开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下去。佛山市公安机关的警务公开工作做得非常好，例如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公开执法依据、执法权限、执法程序和执法结果，不断增强执法工作的透明度，但仍需继续拓展。要完善特邀监督员制度、警民联系制度、执法办案回告制度、案件回访制度和领导公开接访制度。完善外部监察机制，不断畅通外部监督渠道，自觉接受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人民群众和新闻舆论的广泛监督。要认真对待人民群众的批评、投诉、申诉、控告、和举报，切实解决问题，取信于民。并以群众反映属实的情况作为民警考核、晋升、末位调整、评选先进的重要依据。
（四）加大对执法过错行为的惩治
1.执法过错的情节较轻，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根据《人民警察法》、《国家公务 员暂行条例》、《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及公安机关内部纪律规定给予辞退、限期调离、停止执行职务、延期晋级晋职、 扣发岗位津贴、奖金等处理和党纪、政纪处分。
2.执法过错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机关给予行政或者刑事处罚。
3.执法过错造成国家赔偿的。除追究执法过错责任外，还应依照《国家赔偿法》向责任者追偿部分或全部国家赔偿金。
4.执法过错后果特别严重或影响特别恶劣的。除追究直接人员责任外，还应依照《公安机关追究领导责任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追究单位负责人的领导责任。
因此，只有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有效的改善，多管齐下，切实增强民警的法治观念，提高执法水平，才能保证依法治国，实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现公安机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神圣职责，共同把21世纪的中国建设成为更加繁荣富强、文明民主的伟大国家。


主要参考文献
1.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
3.夏 勇主编，《中国当代宪政与人权热点》，昆仑出版社，2001年。
4.罗豪才主编，《中国行政与刑事法治世纪展望》，昆仑出版社，2001年。
5.石泰峰主编，《社会主义法治论纲》，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出版，1999年。
6.邢书恒、徐永涛、杨国栋主编，《公安执法与公民自我保护》，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特殊婚姻”法律问题前瞻

杨 毅

传统“婚姻”概念是指男女两性间的一种社会关系，但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越来越多特殊的婚姻问题得以涌现，如变性人、同性间的关系等，对此是否能称之为“婚姻”，我国无明文规定，各国对此观点也不尽相同。在此，笔者通称这些有别于传统意义的婚姻为“特殊婚姻”，仅作法律意义上的前瞻性探讨。

一、特殊婚姻的界定与分类
鉴于特殊婚姻的内容与形式较广泛，笔者认为可作如下划分：
１、变性者婚姻， 即婚姻的一方或双方通过技术等外部因素将自身出生时的原始性别作过器质性改变。因其能用传统婚姻观来解释和规范，所以最易理解。
２、同性婚姻，即同性恋者的婚姻， 是指两个相同性别的男性或女性所组成的、具有固定伴侣关系的一种婚姻形式。除了双方的性别相同而无法进行传统意义上的性生殖外，其它关系基本与传统婚姻一致。是特殊婚姻中占绝对多数的一类，国、内外对此争议也最为激烈。
３、单体婚姻，也可称为克隆者婚姻， 即未婚者个人利用克隆等单体繁殖技术，在从未有配偶的情况下所形成的一种完全单性的婚姻家庭关系，仅存在父单体或母单体一方。事实上，人类至今尚无克隆人诞生，故最难理解，本文亦仅从理论意义上将其列入。
上述婚姻之所以称“特殊”，是因为它迥然于人类长期以来所固定形成的婚姻观，既没有局限于男女性别间的结合，也没有局限于必须两个个体的结合，由此所形成的关系，必然会对整个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法律制度等发生巨大的冲击。

二、正视“特殊婚姻”的必要性
１、现代医学已经证明：85％以上的人通过传统婚姻组成家庭、生儿育女。同性恋约占我国总人口的5-8％，其性心理虽指向同一性别，但与解剖学性别是一致的，并不要求变性；如有人清楚自己的解剖性别，却在心理上感觉到是异性，除此外与常人完全一致，这就要通过手术等来重新确认性别，约占总人口5万至10万分之1。1931年世界首例变性手术后，全球己超过一万多人变性，90年代以来，我国进行了约110例，这些都是特殊婚姻存在的基础。随着联合国卫生组织的ICD-10标准及美国精神医学会的DSM-3、4标准将同性恋删除出疾病分类标准后，欧美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相继接受了这一标准，中华医学会于今年4月1日新版的《精神疾病诊断手册》也采纳了这一概念，换言之，即我国也明确了同性恋不是医学疾病。
２、事实表明：我国在特殊婚姻方面的立法空白和“冷”处理， 已造成了一定的社会问题。今年1月19日,全国首例变性人在杭州状告医院变性不彻底，北京和上海警方分别发生犯罪嫌疑人变性后逃避通缉的案件等；尽管同性恋不能等同艾滋病，但因没有得到社会认可，无法建立类似一夫一妻稳定的性关系，造成同性恋者确实是易感染艾滋病的高危群体，已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开始从防治艾滋病的角度，提倡同性恋必须建立“一对一”的稳定伴侣关系。且近来出现的同性恋性交易，是否属于卖淫、是否构成强奸等，法律上也存在漏洞，因为我国《刑法》对介绍卖淫罪、强奸罪等罪名的主体只限定在异性之间，造成执法与实际的严重脱节。
３、目前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尽管参差不一， 但对“特殊婚姻”的立法确认是趋势。美国已有专门的变性法，在比利时、加拿大、荷兰、丹麦和瑞典等国，如全面的医疗评价表明变性手术具有积极的治疗意义，且被认真而适当地实施，则被认为合法。至于同性恋，澳大利亚产生了第一个要求用法律明确承认同性恋家庭的议案后，1988年12月，丹麦通过“同性恋婚姻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法律认可同性恋婚姻的国家，该法案规定，同性婚姻中的配偶双方在遗产、继承、住房津贴、退休和离婚方面，享有与异性婚配相同的权利。此后，荷兰、瑞典、瑞士，比利时、奥地利、挪威及美国的部分州相继立法承认了同性婚姻，其他欧洲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某些地区也陆继出台了与同性婚姻有相似意义的家庭伴侣法，法国1999年通过的《公民互助契约》，使得包括同性伴侣在内的非婚伴侣可以享有已婚家庭同等的权利。

三、相关法律问题
１、能否称上述各类型为婚姻？在近代各国立法中，婚姻的涵义各不相同，在我国兼指夫妻关系与结婚行为。通观我国《婚姻法》和《婚姻登记办法》以及相关的民事法律、法规均没有对婚姻的概念作出法理意义上的、具有约束力的解释。因此，从法理上讲，未明文规定的就是不禁止的，也是合法的。由此，我们完全可称之为婚姻，人们不习惯只是传统观念的偏见而已。尽管有人用《婚姻法》“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以及一夫一妻的基本原则来证明法律已确定是异性男女间的行为，但对于在解剖学上和心理上性别不一致的人时，是承认其心理性别，还是承认其解剖学性别？此时如何确定他（她）们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所以，在这种对性别的认定还感到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反对称之为“特殊婚姻”是没有说服力的。
２、变性身份的确认。目前在丹麦、意大利、荷兰、瑞典等国家，变性后都可以通过法律改变其出生证明。在比利时、法国等国也存在改变出生证明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变性身份已得到法律承认。我国法律目前尚不承认术后改变了的性别，虽然实际操作中，一些地方的公安部门已根据实际情况，出于保护他（她）们的隐私权和尊重个人意愿及方便他（她）们今后生活的目的，对其身份证和户口本以及工作证上对性别一栏做必要的修正。但毕竟没有法律保障，并不能保证所有公安部门都能这么做。因此，有必要尽快立法，对如何改变和用什么方法来改变他（她）们的性别，包括确认可变性的鉴定部门、手术的资质和标准、变性前后履历档案的改变等一系列问题必须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３、同性性行为违不违法？应当明确：个体通过各种方式满足了自己性爱的行为就应视为性行为，所以性行为可以存在于异性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同性之间，甚至一个人也能进行。其次，目前我国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决定、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通知和批复等，均未对同性性行为加以禁止，且我国现行的1997年颁布的刑法，删除了以前常用于惩处同性性行为的“流氓罪”和“鸡奸罪”，成年同性间双方自愿的性行为已不属于法律干预的范畴。所以，同性性行为除对象为同性外，其它方面完全可以等同于异性性行为。由此，非自愿性的同性性行为或与未成年同性发生性行为，同样应构成强奸罪，介绍同性性交易以牟利，也同样应构成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的犯罪行为。
４、特殊婚姻的权利义务如何体现？因变性婚姻存在婚前变性与婚后变性，所以要区别对待。德国《变性法》是禁止婚后变性的。目前，在我国尚无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前者应视为传统婚姻，其权利义务与传统婚姻一致；后者则形成了事实上的同性婚姻，此时可由原配偶在一定时限内书面确认婚姻关系是否有续存之必要，并向原婚姻登记机关登记备案，同意则为同性婚姻，不同意则可作为离婚的必然条件。其与原子女的关系可待子女成年后由其子女确认，未成年时宜以手术前状况为准。至于同性婚姻，目前唯一要解决的只是明确其法律地位，只要在法律中将家庭的定义（结构、形式）扩展为由通常的异性夫妻和子女等组成外还包括特殊婚姻形式所组成的家庭，则一切均可迎仞而解。其它包括同性配偶间的配偶权及其派生权（如平等权、抚养义务、有关财产的经济权益如继承等），将随其身份权在法律上的被确认而象传统婚姻一样通过婚姻可自动获得。其实，婚姻本来就是一种权利，公民有权结婚，也有权不结婚，特殊婚姻的实施不在于强迫他们都进入婚姻状态，不愿意结婚的也有不结婚的权利，但如特殊婚姻者有组建家庭的愿望，就应当让他们享有结婚的权利。
５、特殊婚姻的子女问题。性与生殖的分离虽然是现代性观念的一个显著特征，但生儿育女不仅仅是一种义务，儿女同时也是快乐的源泉。所以，特殊婚姻仍存在养儿育女的愿望。目前的科学技术尚不能使变性从完全实现功能，男变女或女变男都没有生殖能力，而同性结合就更不可能具有生育和繁衍的功能。因此，特殊婚姻子女将主要通过领养和人工生殖技术来解决，但必须在收养法和人工生殖法中确立以子女利益为最高的原则，并以此对特殊婚姻者的生育权和领养权作出必要的限制。因为采用人工生殖，仅能与一方存在亲子血缘关系，因此与另一方的关系必须在人工生殖前达成合议，明确与人工生殖子女的关系及抚养义务，并经有关医疗部门确认该生殖不会对子女造成不良后果后，由双方亲自到婚姻登记及公安户籍部门书面登记备案，以作为今后发生纠纷时的法律依据。

五、建议与说明
1、特殊婚姻作为另一种生活方式，虽然在人类群体中的比重不大，但这一群体将会严重影响甚至冲击整个社会和人类，如何面对它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必须在观念上、法律上等多方面同时努力。
⑴、对“特殊婚姻”进行法律认定，明确其概念，界定其主体和权利义务，如目前暂时还不能立法，可通过制定行政条例来规范完善，如《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
⑵、对现行《婚姻法》、《刑法》、《收养法》等法律的相关内容作出司法解释，就相应条款规范的范围进行扩展；
⑶、制定法律管理变性、人工生殖和术克隆技术，把研究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及时对其引起的一些新型社会关系用法律加以调整，如限制变性次数及防止人工生殖技术的滥用等；
⑷、对违反有关规定的行为，分别规定相应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 　
2、不应忽视法律在调整人们社会关系功能上的局限性，将法律作为唯一的社会控制力量是不可取的。尽管法律作为人际关系的调节器曾起过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但还要用权力、行政、道德、习惯等来作补充或部分取代法律手段。
3、法律与社会对特殊婚姻的认可，并不意味着大张旗鼓地宣扬乃至鼓励特殊婚姻，必竟他们的行为有违人类乃至所有的动物、生物生存的本能需求，即便在国外，也不到处都是特殊婚姻者的“天堂”。因此，只能是给予特殊婚姻一个必要的、合适的认可和规范，以维护他们应有的正当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