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交通委员会


关于印发《广州市公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代理售票点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穗交〔2006〕650号

市运管局，广州交通信息化建设投资营运有限公司，各联网售票点：

　　现将我委制定的《广州市公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代理售票点管理规定（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广州市交通委员会
二○○六年十月十七日

广州市公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代理售票点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公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代理售票点（简称“代理售票点”）的规范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广东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代理售票活动属于客运代理的范畴。代理售票点是指依法设置，具有售票经营活动场所和联网售票通信设施，具备客票信息咨询、客票代售、客票预订和联网统计等功能的场所。

　　第三条　凡在我市行政区域内从事代理售票点活动的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广州市交通委员会（简称“市交委”）负责代理售票点的组织领导工作，市交通运输管理局（简称“市运管局”）负责代理售票点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五条　市交委按照合法、合理、便民、可行的原则要求，做好全市代理售票点的规划工作。

　　第六条　在距离代理售票点、客运站2公里范围内，不再设立新的代理售票点。
在同一区域内有2个及以上申请人同时申请设立代理售票点的，优先考虑具有客运代理资质或客运站经营资质的申请人。


第二章　申办程序

　　第七条　代理售票点与广州市公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运营商（简称“运营商”）的关系是合同关系。

　　第八条　设置代理售票点的条件：
（一）以公司的形式进行经营；
（二）具备与联网售票相适应的电脑、打印机、通信网络等设备；
（三）具有与业务量相适应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
（四）经营场地使用面积不少于10平方米；
（五）依据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作出的其他规定。

　　第九条　申办代理售票点的，应当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向运营商提出经营代理售票点的申请；
（二）运营商通过市交委运政业务受理窗口，向市交委递交设置代理售票点的书面申请，并提供符合第八条规定的证明文件。
（三）市交委根据全市联网售票点的整体规划，经现场审核后，20日内作出批复。
（四）运营商凭市交委的批复到市交委运政业务受理窗口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条　代理售票点的经营期限由市交委核准，经营期限届满经考核合格的，可以申请续期。

　　第十一条　代理售票点需要续期、变更、注销、分立、合并、迁移、停业、歇业的，应当由运营商提前30日到市交委运政业务受理窗口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二条　代理售票点停业、歇业的，应在市交委批准之日起5日内，结清有关账目，缴回相关票据，并向工商、税务等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第三章　经营管理

　　第十三条　代理售票点必须使用广州市公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所代售的客票应是联网售票系统数据库可查询到班次的客票。

　　第十四条　代理售票点应当统一使用广州市公路客运电脑客票。

　　第十五条　代理售票点出售客票的票价，应当按照广州市公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的中心数据库提供的实时价格执行。

　　第十六条　代理售票点应当对原始售票信息进行保存和备份，以备对账和结算。

　　第十七条　代理售票点应当提供真实、完整的售票信息及经营情况。

　　第十八条　代理售票点应当按照《广州市公路联网售票操作规程（试行）》进行票务操作。

　　第十九条　代理售票点应当统一使用“广州公路客运联网售票”标识，并悬挂和放置标示灯箱、牌匾。

　　第二十条　代理售票点应当在显著位置明示广州市各公路客运站的地址、交通指引及咨询电话和交通服务热线（96900）。

　　第二十一条　代理售票点工作人员应当文明服务，对老、弱、病、残等旅客实行优先服务。

　　第二十二条　代理售票点应当维护各种售票设施、设备，并保持良好运行状态。

　　第二十三条　运营商应当建立值班制度，对公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出现的技术问题，应当迅速作出反应，及时排除故障。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对代理售票点实行年度考核。考核内容包括安全管理、卫生环保、服务质量、服务投诉、售票量、售票信息统计和违章经营情况等。

　　第二十五条　代理售票点的经营者，负责其防火、防盗、防疫和经营秩序等安全管理责任；代理售票点经营者的主管部门，负责代理售票点经营者的安全管理监督责任；代理售票点经营者没有主管部门的，由运营商与代理售票点经营者在合同中约定双方的安全管理监督责任。

　　第二十六条　代理售票点在经营期限内有以下行为之一的，由市运管局责令改正：
（一）不按客运站约定的时间段提前预售客票；
（二）不按规定使用广州市公路客运电脑客票；
（三）私自圈票抬价出售；
（四）非法收取票价外的手续费；
（五）存在安全隐患的；
（六）客运站开办的代理售票点不售异站票的；
（七）被行业管理部门通报批评的；
（八）被有效投诉；
（九）发生影响行业稳定的行为；（十）按规定须作整改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七条　代理售票点有下列情形的，应当停止售票经营活动：
（一）经整改仍不合格的；
（二）不使用广州市公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
（三）代理售票点出现诈骗行为或其他重大违法行为的。


　　第二十八条　代理售票点违反本规定的，按相关法律依据进行处罚。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由市交委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本规定自2006年11月1日起试行，有效期为3年。

　 目前，广东各地法院在审理大量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中，普遍发现如何确定权利人遭致的实际损失，实践中尚难以拿出好的解决办法，导致法定赔偿成为侵权赔偿的主要方式，客观上制约了侵权损害赔偿力度，难以有效遏止侵权。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实际损失之所以难以确定的成因，主要由知识产权本身具有无形性，社会商业道德和诚信体系缺失，现行诉讼制度和证据制度赋予权利人主要的举证责任以及诉讼中确定经济损失的举证、质证、认证手段单一等造成的。笔者主张以诉讼制度和证据制度创新，来探索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实际损失的切实可行办法，有效解决赔偿难问题。

　　一、探索实行证据披露制度和证据妨碍制度

　　其一，结合“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有条件地试行证据披露制度。民诉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与被控侵权人的获利状况相关的证据，如被告的真实财务账册等，处于被告掌控中，原告难以获得，可以向法院申请调取。法院强制调取这些证据的对象当然包括被告，故被告负有披露该等证据的义务。民诉法第六十五条还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根据该款规定，当任何第三方掌握了与侵权赔偿额相关的产品市场份额数据、行业利润率、许可使用费、转让费等的一般标准、惯例和行情时，其亦负有向法院披露的义务。

　　其二，探索建立举证妨碍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若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而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的，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据此，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若权利人请求法院对被控侵权人的财务账册、电脑硬盘中的财务数据、产品库存量等进行证据保全，而被控侵权人阻挠、抗拒、破坏法院的调查或者保全行动的，可以视为被控侵权人持有不利于自己的证据但拒绝提供，则推定权利人主张的赔偿数额成立。同时，若有证据证明被控侵权人向法院提交残缺、虚假的财务账册的，也应视为被控侵权人隐匿了对自己不利的真实证据，构成举证妨碍，推定权利人主张的赔偿数额成立。举证妨碍制度同样应规范第三人的举证妨碍行为。当负有披露义务的第三人违反披露义务，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根据民诉法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直至追究刑事责任。除公法责任之外，第三人因举证妨碍行为而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还应向受害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二、采取优势证据标准认定损害赔偿事实

　　其一，对实际损失难以查明，但有证据证明该损失明显超过法定赔偿最高限额的，在法定最高限额以上合理确定赔偿额。《证据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在认定侵犯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数额时，可以大胆、合理运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在法定最高限额以上合理确定赔偿额。例如，在列入2009年度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之一的“道道通”电子导航地图著作权纠纷案中，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后认为，全国导航电子地图制作投入的人力、物力巨大，市场利润率较高；侵权人重复侵权，恶意明显，单次侵权时间就达一年五个月，且自称连续5个季度在同类产品中市场销售占有率达50.1％、销售量占全国市场的50%，故虽然侵权损害的实际损失难以查明，但该数额明显高于法定赔偿额50万元的限额，最后判决赔偿100万元。最高院将该案选入全国十大案件的一个理由，就是判决比较好地贯彻了有关司法政策，遵循了全面赔偿原则，充分保护了权利人利益。

　　其二，将实际查明数额与酌定数额相结合计算实际损失。当事人提供了据以计算权利人损失或侵权人获利所需的销售数量等数据，其他所需数据尚不能确定的，可以参考许可费、行业一般利润率、侵权行为的性质、持续时间、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等因素，酌定计算赔偿所需的其他数据，从而计算实际损失赔偿数额。例如，在浙江三维公司诉干人友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案中，法院判决认为，侵权人的销售收入减去进货成本及经营成本后就可以得出销售净收益，即侵权获利。现查明侵权人销售收入减去进货成本的收益为729万余元，侵权人不愿据实提供其侵权期间经营开支的证据，但法院考虑到生产经营客观上必然存在经营成本，为公平起见，综合考量侵权人的经营规模、经营性质等因素后酌定其经营成本为200万元，从而计算其侵权获利为529万余元。法院认为，销售净收益还可以用销售收入乘以利润率来计算。若认定侵权获利为529万余元的，则可以计算出被告的平均年利润率为21%，比同类合法经营企业年利润率高出6至9个百分点。被告系侵权经营，不用支付商标许可费，其利润率高于合法经销商，合乎市场规律和生活常识，反过来也印证了侵权获利为529万余元的合理性和准确性。据此，最终判决侵权损害赔偿额为529万余元。该案较好地运用了将实际查明的侵权销售数量、行业一般利润率等与酌定的侵权经营成本、侵权利润率相结合从而计算实际损失的方法，值得推广。

　　三、建立专家证人制度

　　《证据规定》第六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对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八条不但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由专业人员出庭对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而且直接规定“法庭也可以通知专家证人出庭”。这是建立专家证人制度的依据。“专家”应定位为受委托为诉讼提供或准备证据的人，而“专家在法庭上的说明和评价”，应定位为在某些职业或技术领域内拥有经验和技能的人向法院所提供的证据。专家在其委托人向他通报的或者通过检验、测量等类似手段所发现的事实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知识作出结论。这些结论作为证据是否可以采用，需要双方当事人的质证和法庭的认证。专家证人制度的优势在于当事人和法院不必耗费漫长的司法鉴定时间、高额费用和办理繁复的鉴定手续，节约了诉讼成本，提高了审判效率。同时，为保证专家证词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应当赋予专家证人以一定的诉讼义务及民事责任。专家作为证人，受民诉法第一百零二条及《证据规定》第八十条的规范，如违反该义务的，应承担相应的公法责任并以扰乱司法秩序、妨碍司法公正为由处以一定的罚金。另外，专家证人还可能就违反其与委托人之间的合约而承担违约责任；因故意出具虚假、错误的结论或其他重大过失而致他人财产损失的，还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四、完善法定赔偿制度

　　首先，法定赔偿应注重惩罚恶意侵权行为。现行法律规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适用全部赔偿原则而非惩罚性原则。但事实上在知识产权领域内,对于非故意的侵权宜适用补偿性原则，而对于故意的侵权则应采用惩罚性原则。因为对前者如果采用惩罚性赔偿,无疑会加重侵害方的预防成本，限制经营行为发展。而对于后者采用惩罚性原则,则可以提高潜在侵权人的侵权成本,遏制侵权行为的泛滥。如美国法律和我国台湾的立法，都对故意侵权行为规定了可以采用远远高于非故意侵权的赔偿额度。这种做法无疑体现了惩罚性原则的精神,弥补了单一补偿性原则的不足。我们也应该借鉴国外、域外的做法，完善法定赔偿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定赔偿金补偿性与惩罚性相互结合的优势。在决定法定赔偿金时应首先查明侵权人的主观心态是故意还是过失，是重复侵权、性质恶劣还是在经营中未尽注意义务导致侵权，从而对前者判定较高数额的金额而对后者判定较低数额的金额，做到宽严适当。

　　其次，应正确理解和妥善解决在法定赔偿额适用上的“同案不同判”问题。由于裁判者的主观认识和感受有差异，故在行使自由裁量权酌定法定赔偿金时，会出现同一法院就相同诉讼标的、不同当事人作出不同数额判决的现象。但这是否就属于“同案不同判”，还应当有一个科学的分析。因为就相同标的，区别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经营主体各自经营规模进行酌情判决，这本身就符合实质上的公平和办案的精细化标准。

　　再次，建立适用于群体性侵权案件的法定赔偿金制度。群体性侵权指大量制造、销售侵权产品以及公众大量消费盗版、假冒等侵权产品的现象。面对群体性侵权，权利人可能会就同一标的选择在不同地区法院，针对相同或不同侵权人进行多个案件的诉讼。问题是，在后判决的案件应否再判决赔偿，是否存在重复赔偿，对此有很大争议。有意见认为，权利人在全国范围内起诉不同侵权人，数个案件的法定赔偿金相加，获赔金额“可能”早已超过侵权损失。故先起诉A侵权的案件获判赔后，后起诉B侵权的案件可以考虑不再判赔。笔者认为这种意见值得商榷。因为这种“权利人获得的赔偿可能早已超过侵权损失”的结论本身就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更没有经过科学计算，属于主观猜测。不同侵权人之间的行为和这些行为各自对权利人造成的侵权损失均不能互相取代和重合。如果认为先起诉A的案件获赔后，后起诉B的案件可以不判赔的，无异于法律和司法者对于不同人有不同的执法标准，也无异于告诉社会和公众在后侵权的人“放手去做”，不会有任何不利后果，这是非常有害的。

　（作者单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